“一个月的汽车颠簸生活结束了，我们于1943年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从安西到敦煌的一段行程，连破旧的公路也没有了，我们雇了十头骆驼，开始了敦煌行的最后旅程。一眼望去，只见一堆堆的沙丘和零零落落的骆驼刺、芨芨草，塞外的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 留下这些文字的人叫常书鸿，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1943年3月24日，也是农历春分的第二天，一支六人的驼队来到敦煌。他们来自重庆和兰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他们是龚详礼、李廷赞、陈延儒、刘荣增、辛普德和常书鸿。从甘肃的安西到敦煌一百二十多公里，驼队走了三天三夜。而从巴黎到敦煌的路程，常书鸿走过了更为漫长的六年。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聚集在艺术之都巴黎，他们与同时代的徐悲鸿、刘海粟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西洋绘画艺术的先驱群体。 这其中有两个人跟敦煌发生了不解之缘。一位是王子云，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李可染、吴冠中都曾师从于他。另一位就是常书鸿，毕业于著名的法国里昂艺术学校，他的作品已经多次入选巴黎沙龙展。在这个崇尚艺术的地方，这群来自中国的青年美术家，都以各自的成就树立了与法国艺术家相当的社会地位。 “三十年代在巴黎的都是单身，所以大家周末都到我家聚会。那些艺术家搞雕塑的、搞油画的、绘画的，都在我们那聚会。”常书鸿已经在法国生活了十年，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属于这里。 “有一天我从卢浮宫出来，沿着圣杰曼大道散步，顺便遛到塞纳河旧书摊，去浏览一下内容丰富的书籍，忽然发现了一部由六本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这部图录是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三十年后，它让一位浸淫在西方油画世界里多年的中国艺术家看到了敦煌艺术的魅力。 《常书鸿日记》：“这距今一千五百年的古画，气势雄伟的构图，其笔触的奔放甚至于比现代野兽派的画还要粗野，这是多么新奇的发现呀，我十分惊讶。” “他惊讶了，他说我在法国追求艺术结果我们的根、艺术的根，应该看来还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他说我回去一定要回到那去，要了解个究竟，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回来就讲他一直以后就想一定要回去，一定要到敦煌去。” 塞纳河畔与敦煌艺术的相遇似乎成为一种召唤，不久，常书鸿接受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邀请，回国任教。 1936的北平，战争的气息已经越来越浓烈，在此之前日本军队早已占领了中国东北，并继续将势力向华北推进。显然，这个离开中国十年的艺术家缺乏对时局的准确判断。常书鸿回到北平后不到十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城里的人纷纷开始南下。此时，常书鸿远在法国的妻女已在归国途中。 “带回来我父亲当年还留在巴黎的画，还有还有我母亲的一些小雕塑，反正大箱子小箱子我记得一大堆，在船上。到了上海我父亲接人的时候，我记得父亲说你带会这么多东西，我们现在要开始逃难。” 从1936年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常书鸿随北平国立艺专先后迁至杭州、江西牯岭、贵阳、昆明，最后到达重庆。 《常书鸿日记》：“那个促使我万里迢迢投奔祖国的敦煌，还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转眼四年过去了……”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知识分子聚集而来，重庆成为抗战时期文化的中心。 而在中国大片土地上，中华文化惨遭践踏，几千年的文明古迹无可挽回地葬身在战火硝烟里。国家存亡之际，为了拯救和延续尚存的中华文化根脉，在未被劫掠的西北，许多知识分子瘦弱的身躯穿越在河西走廊，上世纪四十年代敦煌的历史上，记下了许多人的名字。 1941年3月，张大千率领夫人、儿子及随行九人抵达敦煌，当时张大千在国画上已经与齐白石齐名，素有：“南张北齐”之称，开始被国人和世界所瞩目。 一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大千的友人告诉他，沿着河西走廊往西，在戈壁深处，敦煌莫高窟里有大量唐宋时期精美的壁画。这个消息让张大千从千里之外的重庆来到敦煌。他们就住在千佛洞对面的上寺里，每日清晨，张大千由次子张心智陪同，进入洞窟，直到晚间方才离开。 敦煌四百多个洞窟，两千多身彩塑和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一千多年的灿烂艺术，这大大出乎了张大千的想象，让他无法割舍，他决定开始对敦煌壁画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临摹，本打算只在这里逗留三个月的张大千，归期一再更改，日子就这样拖了下来…… 1941年10月5日，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视察河西走廊的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突然来到莫高窟，专程与好友张大千相聚。张大千无限感概，他告诉于右任，敦煌艺术如此珍贵，但莫高窟乏人管理，长此以往必会颓败以至废弃。 于右任当即赋诗三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次相聚后，于右任决定建议国民政府设立敦煌保护机构，从而最终使敦煌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回溯历史，敦煌艺术得以保护，源于众多文化人士的关注和呼吁。 这幅绘于1942年的《敦煌千佛寺全景图》用四米多长的画卷展现了六十多年前敦煌莫高窟的全貌，作者是旅法雕塑家王子云。 像许多爱国艺术家一样，王子云在抗战期间回到祖国。1940年10月王子云发起成立西北艺术文物考查团，沿河西走廊进行了四年多的考查。在敦煌近半年的时间里，考察团临摹壁画，实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当这些罕见的敦煌图片及写生在重庆展出时，震动了大后方文化界。 这是住在莫高窟中寺破庙里的学者向达，向达早年曾到欧洲抄写和研究敦煌散失的经卷。1942年他率领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到达敦煌实地考察，眼见千年佛窟危在旦夕，当即以笔名“方回”发表了《论敦煌千佛洞额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呼吁保护敦煌。这篇文章很快激起了文化界对敦煌现状的同情和责任心，一时形成了舆论高潮。 此时敦煌影响日渐扩大，《中国科技史》一书的作者、英国人李约瑟参观过敦煌后也认为，莫高窟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国家纪念碑和博物馆。 1942年底，于右任向国民政府中央提出议案，请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1943年1月，教育部公布成立敦煌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常书鸿出任副主任委员，常书鸿终于踏上通往敦煌的道路。《常书鸿日记》：“当一轮太阳从嶙峋的三危山高峰升起，我们完全被眼前壮观的景象陶醉了。” 1943年，初到敦煌的常书鸿，感受到莫高窟曾有的灿烂，也目睹了它眼前的破败。 莫高窟这个绝世宝藏竟曾被充当监狱。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就关押在这里。第427窟这些面目全非的壁画是白俄囚徒留给莫高窟的记忆。壁画上的金箔被刮走，留下的是斯拉夫语的下流话，第156号洞窟还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1943年的藏经洞早已空无所有，因为西方探险者的盗窃，再也难以想象这里曾经是藏有五万卷经卷的文化宝库。 《常书鸿日记》：“这空荡荡寂静幽暗的洞室，像是默默地回顾着她的盛衰荣辱，又像无言地怨恨着它至今遭受的悲惨命运。负在我肩上的工作任务将是多么沉重啊！” 1944年，这天清晨，在敦煌莫高窟九层楼南边不远的一个院落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终于结束了四百多年来在民间缺乏有效管理的状态，第一次蒙受国家、政府的庇护。这一天是1944年1月1日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 《常书鸿日记》：“院中有两课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房是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储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大家都十分自觉，饭后早早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干各的。”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人员不超过十人，那时常书鸿不断给内地的友人和学生写信，很快董希文、张琳英、李浴等一些内地年轻的艺术家陆续来到敦煌，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常书鸿的学生。 “那个戈壁滩真是天连地、地连天一望无际，就像你坐个小船在大海里头。所以那时候就说，不到河西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个厨师就给你端来你四个人四碗面条，就这样没别的，就是一碗醋一碗盐，你就面条一勺醋一勺盐，拌一拌就吃了。那生活都挺艰苦的。”不久，常书鸿说服妻子带着一对儿女从重庆来到敦煌。“常书鸿老师的爱人打扮得很漂亮，长得也漂亮，她也爱打扮。” 考察洞窟、研究美术史、临摹壁画，相对于战火纷飞的前线，平静的西北荒漠反而为艺术工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晚唐五代时期的千佛洞，文献记载有过十余个寺庙，二三百个僧人的盛大规模，经过四百多年的沉寂之后，这段日子应该是千佛洞大事记中又一个重要时期。 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敦煌，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很多著名的人物。 1943年4月，就在敦煌春色最浓的时候，张大千完成了在莫高窟的临摹，收拾行装离开千佛洞。张大千将一个纸卷交给常书鸿，那是一幅“采摘蘑菇秘密地图”，上面标明在敦煌哪里可以找到蘑菇，此后的若干年，这张地图为常书鸿他们单调的餐桌增添了不少稀罕的内容。张大千原本打算只在敦煌逗留三个月，他离开的时候，已恍然过去了近三年。 期间他们共临摹壁画二百七十六幅，这些画作不但对他以后的画风产生了深刻影响，后来莫高窟大规模维修时，其中近二百幅作品被借用参考。为了此次敦煌调查研究，张大千除出售大量自己的作品和心爱的古代书画藏品外，还先后借债五千两黄金，这在当时相当于五百根金条。 当1943年11月张大千一行返回成都时，友人注意到，张大千走时须发如漆，归来已耳鬓染霜。 《常书鸿日记》：“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工作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雇了少数民工，加上我们自己，在洞窟外面要修建一条两米高、两千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0.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和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十个多月。” 秋天来临，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到莫高窟已经半年多了，艰苦的环境简陋的条件不断考验着他们。“临摹的颜料也成问题，我记得用马力牌的广告色，但是有些矿物颜色都是当地的那个泥巴非常好，那时候就把它泡开了，就当那个颜色。”“从刚来就吃大泉河那个水，咸水，别人刚一来就是吃那个，我们吃习惯了。别人以来吃那个水就拉肚子，意志不坚强的人根本就呆不住。”经费困乏，条件简陋，使过去长期习惯于艺术单纯的常书鸿不得不面对许多现实而芜杂的问题。 “我父亲很压抑，回到家里对我母亲不是很好地安抚关怀，而是发泄，跟我母亲吵架。一点的事，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我母亲受不了了。”“所以这样子就促使两个人感情慢慢慢慢……”一天，常书鸿的学生把一些信件交到他手里，他的妻子不辞而别。常书鸿连夜追到安西，问遍了车站、旅店，也没有找到出走的妻子，最后总算打听到消息，失望和疲惫中，常书鸿继续向玉门方向追去……《常书鸿日记》：“后来才知道，我是被戈壁上找有的人救起的，经过急救和三天的护理才恢复过来。” 抗战胜利的消息，一个月之后传到敦煌，人们在欢庆喜悦之余，思乡之情油然滋生，八年了，谁不想回家看看啊。“都要走，凡是这些研究人员都走了。” 这时候的莫高窟，一片冷寂。不久又一个消息传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抗战胜利百废待兴，为节省经费，裁撤一切“不需要”的机构，敦煌艺术研究所撤消。 《常书鸿日记》：“今天敦煌的夜是如此万籁无声，死沉沉阴森森的，只有远处传来几声狼嗥。这样的夜本来是已经习惯了的，可如今却是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成寐。那些熟悉的壁画和彩塑，当我一来到千佛洞，就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似乎与它们融化在一起。我离不开它们。” “卖家里的东西，我亲自给卖的，到城上寄托到一个商店里去卖的。当时那些做买卖的人都说，哎呀，你们常书鸿都穷成这样了，连路费都没有，就把好衣服啊，西装皮靴啊，他法国穿过的好衣裳都卖掉，当路费回去。” 1945年冬天，常书鸿告别工作了三年的敦煌，带上一双儿女，到重庆奔走呼吁。“感觉不想离开千佛洞，看那样子眼泪花都流啊。他说你们要好好保管，把这个洞窟一定要保管好，我还要回来的。不是我去不回来了，我还要回来。当时，我们都很感动……” 抗战胜利后的重庆，忙碌混乱，政府机构忙着回迁，熟悉的朋友劝常书鸿一起返回内地，但他却决意要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 此时很少有人顾及西北敦煌的前途命运，经过近一年的四处奔走，常书鸿最终说服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艺术研究所，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1946年，常书鸿带领着他新招收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四川国立艺专的段文杰、霍熙亮、孙儒僴、欧阳琳等许多学生回到敦煌。 第二年，更多的人来到敦煌，其中包括重庆国立艺专的学生李承仙，她是常书鸿的新婚妻子，后来的几十年她与常书鸿相濡以沫，相伴终生。 “现在二百多个洞窟都可以登临巡视了，最近又做了一个总窟门，近来已绝对禁止两项过去已成习惯不合理地方法。一是研究所同仁不能假借任何理由有印模与喷水之行动，违则撤职离所。二是外来研究人员如发现上述行动，立即撤销研究许可证，停止其研究工作。我想一切爱护敦煌壁画的人都应该一致反对这种对壁画谋杀性的行为。” 1948年之后，敦煌的保护管理虽开始走向规范，但莫高窟历经千年，早已残破不堪，为此常书鸿曾多次向政府提请拨款修复。 这个愿望，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实现。在国家的支持下，莫高窟全面的抢救性修复保护工作正式展开，1956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对莫高窟南区进行了加固，敦煌的保护工作，由留守式的看护性保护，进入了抢救性加固保护的阶段。 抹去半个世纪的风沙，敦煌从岌岌可危的残壁危崖逐渐焕发出生命的光彩，而它的守护者已鬓染霜雪。 1982年，守护敦煌40年的常书鸿依依作别，迁居北京。这是1987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83岁的常书鸿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当时我父亲总是觉得客居北京，他病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将来死要死回敦煌啊，这是他的一个遗言。” 1945年从敦煌归来一年的向达开始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向达以目录学和历史学著作等身。日本投降后他曾开列详单呼吁国民政府向日方索赔战时中国文物的损失。 张大千1949年离开大陆，这位东方画家，最终奠定了他世界级大师的地位。有人研究了张大千一生的作品，认为他的画风在45岁左右有一个重要改变，其笔墨间摆脱了清新俊逸，开始呈现出瑰丽雄奇的气象。 敦煌文物考察之后，王子云开始调转自己的艺术走向，最终把美术考古作为毕生的事业。这位中国现代雕塑艺术的先驱渐渐被人淡忘，他成了一个学者。1990年九十四岁的王子云在书桌前长逝。 三危山脚下，面朝九层楼静静的一群墓碑，是常书鸿和许多去世的敦煌工作人员的归宿。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先生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如果真能再一次投胎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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