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浅析——以纪录片《河西走廊》为例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宋驰姜滨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新闻与传播学院2020-2-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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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纪录片《河西走廊》是“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典型代表。它通过采用情景再现，扮演搬演的叙事手法，跨越时空与现实进行对比分析，选取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传奇故事，较为真实地还原了 ...

纪录片《河西走廊》是“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典型代表。它通过采用情景再现，扮演搬演的叙事手法，跨越时空与现实进行对比分析，选取西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传奇故事，较为真实地还原了“丝路”文化中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发展轨迹，旨在激发国民的文化认同感与使命感。此外，纪录片《河西走廊》的创新内容和传播扩散网络让中国故事的传播在各个传播渠道中更具效力。

一、《河西走廊》的创新性

罗杰斯认为，创新是被采用的个人或团体视为新颖的观念，而创新扩散是指主观感受到的某个新颖信息被传播的基本社会过程。通过这个社会构建过程，某创新的意义逐渐显现。[1]《河西走廊》作为新时代下传播中国故事的代表作，其内容创新点和创新形式能否被国民及海外受众所接受，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中国精神的相对优越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中华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记忆和基因中。《河西走廊》全片所表现的中国精神，如霍去病胸怀天下的爱国精神、郭瑀尊师重教的求学精神以及张骞敢闯新路、不畏艰难的创造精神等，皆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精神。[2]一个有着自强不息精神的民族，它所创造的先进文化必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资源和财富。相比较过去封建社会那些腐朽落后的糟粕文化，饱含中国精神的中国故事正在以积极的姿态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创新内容的兼容性

罗杰斯提到，某项创新与现存价值观、潜在接收者以往经验和需求冲突越小，越容易被大众接受。[1]《河西走廊》的内容选择正印证了这一点。从公元前138年的与匈奴之战、张骞通西域到儒家文化扎下根脉反哺中原；从魏晋时期佛教文化开启中国化的历程到隋唐时期敦煌艺术的辉煌和国际化的贸易中心；再从元明清的没落到新中国的资源基地和建设蓝图的关键一环。[3]它的内容呈现是立足于河西走廊繁荣、没落、巩固与开发的史实，这是受众不容置疑的历史维度。河西走廊作为中国版图上横跨东西的咽喉要道，它的兴衰和崛起也正如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风雨仍焕发无穷生机。这是中国国民的共识，也是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社会共识的无形认同。

（三）传播内容的易读性

受众是孤立分散的原子式的存在，它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其成员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这就决定了传播中国故事必须考虑到受众的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所属群体等诸多因素。《河西走廊》采用大量历史文献和一手资料，加上近千名演员的扮演搬演，精心还原，试图实现历史的具象化。其别具一格的叙事节奏方式把原本枯燥单一的历史史实演示得活灵活现，把尘封于史册的经案史册转变为多维度动态的有趣故事。即便那些对河西走廊不甚了解的受众，也能在观赏后第一时间对该片产生基本的理解和认知。此外，由于悬念式开头的设计，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受众会在阅片之前无形中产生一种对内容的自我认识和剧情猜想，当影片剧情与开始猜想的剧情一致时，受众会获得一种潜在的满足感，即传播学的“共鸣”效果。

（四）内容与传播效果的可观察性

以总导演王新建为代表的专业制作团队，通过数字新技术营造唯美奇观，以悲怆恢宏的《河西走廊之梦》为基调，采用管中窥豹的叙事方法、时序变形的叙事顺序以及蒙太奇的悬念搭配，演绎了东西方文明的历史碰撞与交融，在无声与有声之间打造了一部“关乎国家经略”的大视野、新理念作品。《河西走廊》在豆瓣上的评分为9.5分，在凤凰视频全网独播时，上线7天流量便突破2000万，如今该纪录片已被翻译成9种语言传向国际。它自问世以来持续飙升的媒体关注度、受众评议度、点击量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因素，都为中国故事的创新创作赢得了开门红。

二、《河西走廊》的创新扩散阶段

（一）信源扩散

“创新扩散”理论的研究者认为，具备了扩散潜力的创新内容在受众中的扩散轨迹呈S形。纪录片《河西走廊》中包含大量的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这些中国特色形象的开发者与塑造者大多是业内专家学者和制作团队，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影像文化中积极构建中国形象，更好地诠释中华文化。这是中国故事传播阶段的内容“把关人”，也充当着创新扩散阶段的“创新者”角色。

早期接受“中国故事”传播理念的受众群体，往往受过更多正规教育，更多地受到大众传媒渠道的影响，或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群体类似于网络上的“意见领袖”，拥有较强的人脉网和更开阔的眼界，他们通常会先大众一步在所属的社交网上形成独树一帜的观念和“意见气候”。

纪录片《河西走廊》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是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共同作用的产物，其受众也就是“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大多数人。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新媒体的出现，无形中把受众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受众，一类是以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受众。这两类受众的年龄特征不一，因此《河西走廊》片中情节与受众的共鸣感便不同。选择通过电视观看《河西走廊》的受众，多数为中老年群体，他们有着上一代人特有的家国情怀，往往对片中所提及的中国各阶段的历史或历史性战役更感兴趣。例如，在第十集《宝藏》中，新中国的成立使古老的走廊迎来了现代化的工业与机器生产。部分老年受众是伴随着这场复苏而成长的，所以他们尤其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相反，以新媒体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受众则更加关注丝路上的美景、人文、故事及片中出现的影视特效。《河西走廊》正是在创新扩散阶段抓住了不同群体的情感需求，使不同群体在观看不同片段时产生了分阶段的共鸣感与期待值。

此外，研究者把创新扩散的网络分为两类，一类是指进行沟通的两个个体之间相似程度较高的同质性网络，另一类是指差异度较高的异质性网络。纪录片《河西走廊》的传播者也考虑到大多数人际扩散网络都具有同质性，它会成为信息流动的无形障碍，因为同质性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仅仅是水平流动，阻碍了社会阶层从上到下的垂直流动。相反，《河西走廊》受众的范围虽然庞大而杂乱，文化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其内容的具体而非抽象、解说词的简练而不拖沓、场面调度的流畅而非烦琐，都是它在异质性群体中扩散速度加快的重要原因。

（二）受众接受

受众在接受创新的决策过程中分为5个阶段：认知阶段、说服阶段、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确认阶段。也就是说，纪录片《河西走廊》在传播丝路历史文化和主题思想时，尤其注重自身内容对受众各个阶段的接收效果。它采用一种递进式、融合式的叙事结构和说服方式。

在受众观影的起始认知阶段，《河西走廊》不仅充分考虑到受众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运用多样的文化方式解密历史，更是以每集不同侧重点的表现方法，按照历史朝代发展的脉络，进行阶段特征文化的全方位展现。这一方式既能由点及面对千年古道进行细节性刻画，又能使受众接收信息时产生“多而不乱”“繁中取精”的逻辑感与选择性。

在内容说服阶段，《河西走廊》重在营造气氛和受众参与感。河西走廊的千里古道本就是鬼斧神工般的杰作，再加上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一种岁月的沧桑感与大自然的深邃伴随着雅尼主创的《河西走廊之梦》扑面而来。《河西走廊之梦》悲怆恢宏的主题旋律所带来的完美视听效果，与浩瀚无垠的壮观河西景象浑然天成，为受众营造出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实感与精神向往。在《通道》中，受众会把霍去病设置为汉帝国势力的代表，把匈奴设置为敌对势力，把其他西域诸国设置为两方竞争过程中的援手或潜在敌人，满足了不少男性观众金戈铁马的“战争梦”，这是满足受众参与感的最佳体现。

受众在决策阶段对《河西走廊》的点击率和好评度，是其传播效果的直接体现。这是一部关乎国家经略的大片，更是脍炙人口的中国故事。它的题材、立意、民族性、价值观等无一不与“爱国”“民族”“家园”等词语相关，受众会以一种家国情怀来丈量这部纪录片，这便无形中加深了受众在决策过程中的青睐度与归属感，对《河西走廊》在线下的人际传播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接受确认阶段，个人会为已完成的创新——决策寻求进一步的证实。社会大环境下对于中国特色的宣传报道、大众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以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潜移默化等，都是受众选择中国特色故事的深层次原因。

三、结语

纪录片在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显示出了新的价值和作用，成了民族价值观的重要载体，[4]它也逐渐演变为一种系统化、体系化的中国形象。《河西走廊》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传播主题，都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倡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息息相关。它在“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从传者与受众两个层面分析效果的传播方式，更为今后中国故事的传播带来了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74-181.

[2]杨贵丽.纪录片《河西走廊》的中国精神与国际化表达[J].青年记者，2015(26):074.

[3] 李明德，刘煜.《河西走廊》：纪录片辨证叙事的艺术[N].光明日报，2015-07-12(014).

[4]赵晶.中国故事的传播研究——以纪录片《河西走廊》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7(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