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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叙事视野下的中韩合拍纪录片释读——以《超级中国》和《超级亚洲》为例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孙鑫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 韩国清州大学2020-2-15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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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韩国KBS和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集团于2015年联合创作的系列纪录片《超级中国》在中国和韩国曾风靡一时, 编导从韩国视角向世界介绍了韩国人眼中的中国。2016年KBS创作团队又与中国云集将来传媒有限公司合作, 推出了《超 ...
韩国KBS和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集团于2015年联合创作的系列纪录片《超级中国》在中国和韩国曾风靡一时, 编导从韩国视角向世界介绍了韩国人眼中的中国。2016年KBS创作团队又与中国云集将来传媒有限公司合作, 推出了《超级中国》的姊妹篇《超级亚洲》, 创作者放眼亚洲, 用镜头向全世界展示了亚洲多国的崛起, 塑造出新时代背景下一个崭新的亚洲形象。作为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的典型纪录影像, 两部纪录片有机融合多种叙述视角和表现技巧, 优化叙事流程, 受到了较高的社会评价。它们追求跨文化互动的传播效果, 在展现历史与现实张力时融合了主流观念话语、平民话语和精英话语等多重叙事话语, 不同叙事话语的相互推进提升了纪录片的表达效果, 一方面呈现为以个人、民间与社会为主体的文化交流话语, 另一方面呈现为以国家及其政府的立场与意识形态的文化外交话语。

主流观念话语突出叙事主线
中国的崛起令世界瞩目, 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也已经在世界举足轻重, 然其文化输出和文化发言权与经济地位不能匹配, 西方媒体对中国和亚洲的认知也时有偏差, 因而《超级中国》和《超级亚洲》在主流观念话语的主题立意上, 从国际视角出发撰写了亚洲发展的新篇章, 刷新了世界对亚洲的整体认知。

《超级中国》从韩国视角建构了多维的中国形象:如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形象、大国崛起的中国政治形象、中国的现代化新文化形象、资源丰富的中国自然形象和勤劳奋斗的中国人形象。纪录片以民族文化为基点, 向世界传递出准确、完整、清晰的中国形象, 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传播实力和文化意识形态是该片呈现的重点。

《超级亚洲》承载了更多来自东方的视角和哲学, 向西方世界娓娓讲述亚洲的情感、成果和魅力, 但同时也展示了亚洲如何逐渐成长为一个在独立的地域拥有独立的民族立场、具有人文关怀精神和国家民族意识的“神洲”。影片通过讲述孔子学院的建立、向好莱坞进军的电影等文化事项, 以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策略, 揭示了中国的终极梦想是用文化引领世界, 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表征让世界各国增加对中国的正面认识。这一诉求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与“世界梦”相连的理念, 以及“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由此可知, 客观、全面、理性地看待自身发展和世界的关系, 是一个国际级纪录片应有的态度。

此外, 在当前全球化发展背景下, 自给自足的封闭发展模式已成过去, 纪录片着重从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入手, 在世界变动的秩序中展现自我, 融入文明交错的“他者”视域。《超级中国》呈现中国资本的力量和跨国资本的运作将会深刻地塑造我们对“中国”的理解, 影响它的话语位置。《超级亚洲》以亚欧铁路横贯东西至荷兰的发展事实来证实亚洲的“超级”, 为亚洲国家自身构建了一个话语体制。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部纪录片以画面表达主流观念话语, 如通过远景航拍展示了中国的壮美河山, 形成了一幅层层递进、恢弘壮丽的地球生命图景。中国锦绣山河不仅令历代文人为之驻足流连, 而且成为主流纪录片创作中显现祖国魅力的有效途径, 国内热播的《航拍中国》《鸟瞰中国》等纪录片也是采用这样的表现方式展现壮美河山, 表达的是人类对自己所生存的这片土地的深情, 是对其置身的这个世界的凝望, 也是爱国情怀话语表达的象征形式。又如, 形象的动画技术也能表达话语观念。纪录片《超级亚洲》使用CG动画技术把老挝和泰国两国共饮湄公河的一衣带水关系讲述得十分直观, 若隐若现的修辞智慧增加了直观的感觉和视觉上的补充说明。这样, 主流观念话语的表达, 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从镜像画面中即可显现, 并潜移默化地灌输给受众。

平民话语“一粒沙看世界”
在平民话语的叙述上, 从宏大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自然切换是《超级中国》和《超级亚洲》的共同特点, 重视平民化的叙事话语使国家和民族发展这一高大上的叙事主题以最实际的方式接地气, 将个体性的人生经历与世界性的公共议题相联结。在大众化语境的促动下, 主流纪录片在国际化品牌的创建中, 也掺入了富有人文和地域特色的生活化表达, 将日常生活故事融汇于家国形象的建构当中, 更加关注和尊重细微叙事及其背后那些生动的人生、那些社会自身所拥有的活力。

其一, 注重叙事中的小人物情怀。《超级中国》和《超级亚洲》在每一集的故事讲述中, 编导用一个具体的典型人物来讲述故事, 用既有细节又有生活的鲜活人物来窥见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并用不同国别之间文化、文明的传播与交融, 来看待发展和腾飞的中国与亚洲。在谈论一种现象的时候, 都能找出一个该事件的主要人物, 通过个体的故事来折射时代的变革, 见证中国与亚洲辉煌的发展历程。如《超级中国》, 在也门动乱中, 祖国的军舰对深处战乱之国的同胞伸出援手, 帮助普通的公民撤离和回国。这种用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社会大环境的手法, 是纪录片创作者擅长的手段, 而这种方法在《超级亚洲》中也使用得非常多。比如在《大国之梦》中讲述中国的移动支付时, 就选取了腾讯公司在上海的职员周神蕾的日常工作片段, 通过一件小事折射在中国移动支付的便捷性。《超级亚洲》之《下一片热土》从宏观上叙述越南的经济发展, 片中讲到一对越南老街的两姐妹, 姐姐裴坦涂为生活离开故乡在海防的LG电子工厂打工, 片尾又呈现了妹妹裴武妮转为正式员工的片段, 前后之间形成一种对位式的交互关系, 提升了纪录片主题表达的结构张力。这种对话性结构使人物从整体的情节和宏大的叙事框架中解脱出来, 完成了叙事的小人物还原。一件小事足以折射出越南青年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超级中国》和《超级亚洲》将国家梦具象为个人梦、家族梦、行业梦的例子随处可见, 拉近了国家发展和亚洲发展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

其二, 以中国、亚洲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往来的具体事件来拓展叙事主题。《超级中国》讲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发展, 比如坦桑尼亚、刚果等。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友好关系, 体现在坦免费捐建医院、体育场馆和国际会议中心等公共设施, 而且只资助, 不干涉内政。每一个友好发展的项目就像一滴晶莹的水滴, 透过众多的水滴看到世界和平、友好发展、构建世界共同体的愿景, “一滴水中见太阳”。《超级亚洲》中, 以英国向中国购进电动公交车、亚欧铁路通行、中国到老挝的高铁项目这样的典型事项来印证亚洲的发展魅力, 印证亚洲与世界的友谊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 用鲜活人物和具体事件的细腻表达可能比冷冰冰的历史讲述更真实, 更有说服力。讲述大情境中的小故事, 讲究的是“一粒沙中看世界”。这粒“沙”就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事件。创作者没有对社会的变迁做说教的阐释, 而是在纪录片中始终遵循“以小见大”这一艺术创作规律, 并试图不断发掘新的艺术可能性。娓娓道来的小人物故事和国家往来的典型事件有血有肉, 将友好和平发展的大局落实于具体的惠民措施中, 使百姓在自己的国家和经济发展潮流中, 获得自我身份认同。这也突显出纪录片俯下身的视角和平实的话语体系, 更具有人文共通性, 也更具有国际传播力。

专家评价凸显精英话语表征
《超级中国》和《超级亚洲》综合运用专家评论以凸显精英话语表征。精英作为知识的启蒙者, 其话语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代表的是一种知识形态所表现的话语体系。纪录片强调表现主体在互为他者身份认同的过程中, 不仅存在一个新视觉经验建立的问题, 而且还存在一个他者视觉经验逐渐被增强的转向问题, 倾向于寻找复调多声塑成或重建现代认同, 借以理解自身与建构全球视野的“他者”观照。在这个转向与建立的过程中, 东西融合是一个主要趋势, 而东西方精英话语表达的一致性和对话性是东西融合的重要体现之一。两部纪录片对专家学者的采访使用非常多, 其评价多中肯而有深度。此外, 在采访中, 有中国、韩国, 亚洲各国, 世界各国人士的访谈。全球化背景下, 不同身份、不同文化关系的人, 如何从不同角度建构各自的“观看”。两者之间存在资源交叉使用的情况, 如访谈共同的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等。胡鞍钢是一个有激情有深度有温度的学者, 在两部纪录片中, 他有很多有见地的评述。韩国作为一个观察者, 在选择专家对事件做出评价和解释是有一定的倾向性的。《超级亚洲》中, 韩国的观察是一种参与式的观察, 虽没有重点讲述韩国的发展, 但是在访谈中穿插韩国人对亚洲发展所做的行动和评价。比如, 在介绍缅甸仰光的浦项大宇乐天酒店项目时, 有韩国酒店总负责人任先奎的采访;在最后一集《亚洲之路》中, 有对韩国航空公司纳沃伊机场负责人金义浩, 以及乌兹别克斯坦韩资企业负责人张振浩的采访等。与此同时, 编导们采用了大量西方学者专家的论述加强说服力, 他们有金融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理查德·麦格雷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国际金融投资专家吉姆·罗杰斯、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斯科特·肯尼迪等, 他们来自不同的经验场域, 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专业学识, 纪录片以“人看我”视角突出主体意识, 通过局外人看局内人, 或以双方对视与对话、互为他者身份认同的方式, 表明了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亚洲文化的评价, 进而折射民族文化自身的建构与发展, 呈现对话关系。纪录片创作者依此致力于思想独立、文化自信和行动自主的东方强国形象的树立, 使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东方文化和东方人有着全新的认识。

《超级中国》和《超级亚洲》以解说词的主流话语为主导, 以专家学者的精英话语为启蒙, 再以微观的故事主人公呈现的大众话语进行融新, 将政治化的话语表征和大众传播符号统一起来, 这是它们在多重话语叙事叠合上的优势所在。然而在话语叙事中, 两部纪录片也有诟病之处, 如《超级中国》选取的成功案例多为生活富足、事业有成的中高产阶级, 《超级亚洲》则从国家发展、人民生活个人发展极大改善的角度看待群众的打工现象, 在选取叙述的立场和叙述的角度上都有偏颇, 一味地褒扬。《超级亚洲》为数不多的、伸向客观底层的镜头如第三集《活力的土地》对印度洗衣为生的底层人群现实生活进行简单报道, 整部纪录片在叙事话语上多扬长避短, 某种程度上造成“只见阳光, 不见阴影”的叙事效果, 使得观众造成一定的误读。因此, 虽然纪录片中引用很多小人物的示例突出主体, 但是在审美层面难免缺乏对个人主体差异性的张扬、对生命平等的真切尊重以及对异化状态的超越反思。总的来说, 纪录片的话语叙事表明了外界对民族文化的视觉评价, 提升我们面对民族文化自身的建构与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与亚洲发展问题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 启发主流纪录片人在创作中贯彻习总书记思想所强调的“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独立意识和大国担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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