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观念误区与应对之道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陈一苏州大学传媒学院2020-2-16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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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纪录片具有其他影像形式无法代替的文化意义、沟通功能和史料价值。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纪录片是向世界展现中国发展成就、传播中华文明 ...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纪录片具有其他影像形式无法代替的文化意义、沟通功能和史料价值。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纪录片是向世界展现中国发展成就、传播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一环。

中国人对“国家形象”问题的重视是有历史原因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从西方艳羡的“文明古国”逐步跌落到“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但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中国在与一些发达国家交往时也难免会出现尴尬的局面。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先后有部分国外导演来华拍摄纪录片,并通过驻外使领馆安排国产纪录片的海外播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常态化,中外纪录片的互动呈现出官方(如五洲传播中心)、媒体(如各级影视机构)、民间(包括商业性和独立纪录片人)多层面参与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文化走出去”工程的深入,“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成为学界业界热议的话题。但在各种讨论中仍存在着几个典型的误区。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试图厘清理论观点,给出应对之道。

一、“国家形象”被简单化、盆景化、技术化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社会价值、文化传承、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综合展示。对于“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议题的重视,反映出当下中国纪录片界在适应国家发展、配合国家决策、执行国家意志等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但是,理论分析和实践操作上的误区,会带来纪录片传播功能的偏差和传播效果的弱化。

(一)对“国家形象”的简单化处理

“国家形象”在英语文献中不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概念,而是一组概念组成的“概念群”。在上世纪“冷战”时期,诋毁和拆解对方的国家形象一度是美苏争霸在外交、传媒和文化领域的重要戏码。1959年波尔丁说道:“国家形象基本上是一个谎言,或者至少是从某种程度上歪曲了事实,以便于为野蛮和罪恶辩护……我们认为世界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它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决定了我们的行动。”1因此,在西方的学术表达中,与“国家形象”相关的概念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领域里常常被表述为“Perception of the Nation”(对国家的认知)、“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Nation”(国家的文化表征)、“National Identity”(国家认同)等,而且一般呈现为“某国国民对本国形象的认知”和“某国国民对他国形象的认知”两个维度。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有学者注意到国际贸易中产品来源国的形象研究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国家形象研究等话题,因而提出“Nation Brand”(国家品牌)等概念,这类概念更侧重于“某国国民对他国形象的认知”这一维度。上述林林总总的概念,有的着眼于传播者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有的关注接受者对国家形象的认知,有的把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战略联系在一起,有的又把国家形象作为国际公关和推广的一部分,每一种概念都发展出整套的理论话语体系。

从纪录片的创作来看,一些国内纪录片将解说词和字幕翻译成外文,就算是有了“国际版本”,但并不考虑国外观众是否看得懂内容、接受得了观念;从研究的角度看,目前,国内大量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单部纪录片做“个案研究”和“文本解读”的层面上,往往生搬硬套“中国形象”“中国故事”等概念,并未深究这些形象和故事能否立得住、走得稳。如至今仍有不少纪录片讲到中国商品销往国外时,习惯于提到我们商品的价廉物美,殊不知在欧洲多地都曾发生过因中国商品过于便宜而引发的质疑。再如2011年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以来,一系列中国城市和企业的形象片登陆时代广场和其他国际传播平台,然而,形象片“放什么进去、怎么让世界读懂”的问题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

(二)对“盆景式”话题的过多关注

在当前国内以“国家形象”为标签的纪录片中,民俗、人文、风光等主题特别多。这类纪录片往往是地方政府机构出资制作,既满足了各地对外传播的需求,又带动了地方的文化繁荣。公允地说,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各地在文化建设上都有“比学赶超”的动力,而将各地的人文历史、风光美景做成纪录片,是长期以来中国的“保留节目”。但问题在于,很多纪录片将鲜活的文化做成了“盆景”,割裂了文化与其生存发展的土壤之间的关系。

“盆景”是相对于“野生植物”“自然景象”而言的。回顾经典的《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纪录片可以发现,看起来这些片子讲的是“风光”,其实落脚点却是“人”,片子讲出了中国人当时的精神风貌。目前,纪录片对待文化传统类选题,有几种不当的态度—要么是“纪念碑式”的,要么是“废墟式”的,要么是“景点式”的—把文化周围的环境抽成了真空,把活着的文化做成了标本,把有个性的内容塞进了模子。十多年前,当时《徽州》《江南》等一批“地方人文”主题的纪录片出现的时候,就有研究者指出这类纪录片的“盆景化”倾向:“徽州和江南都是活着的历史和现实,是现世百姓的生活世界,村子和城市在日渐变化,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年轮参与着这个过程,他们的理解和生命感受是否值得重视?”2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在今天依然存在。此类作品对内传播会让国内观众觉得“假”,难以让影像与现实生活产生对话关系;而在对外传播时,又容易让域外观众强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似乎中国还是原来那个男耕女织、小桥流水的农业社会。

(三)对“技术美学”的过度依赖

随着影像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各种摄制手段大大提升了纪录片的视觉效果。为了呈现“国家形象”,航拍、第一人称视角拍摄、手持式稳定器防抖、微距甚至显微摄影、水下摄影、电脑动画和特技等技术手段的运用,有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情况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对以直接电影为代表的纪实手法的迷恋。当时很多人认为,只有“镜头摇摇晃晃”“不介入的跟拍”才是纪录片的正宗。无论是当年摇晃的镜头,还是今天超清、超稳定的镜头,都是为了竭力给观看者提供一种“真实感”,一种影像无限贴近被拍摄物的感觉。

纪录片需要给人以真实的感觉,但是,真实感的最终落脚点是让观众接受真实的故事,进而产生认同。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更要考虑影像本身在“讲故事”,即叙事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防止影像被技术绑架,变成“空洞的能指”。技术为人们进入真实提供了影像之门,帮助人们去拼接出一个个完成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影像虽然更“好看”,但能否推动片中的叙述向前发展,依然是需要正视的问题。从更深层次说,“国家形象”不仅是观众通过片子“看”出来的,更是观众在看的过程和看完之后,经过对纪录片文本和故事的把握最终“悟”出来的。

二、以“文化自信”引领“多维中国形象”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文化自信,需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3今天的中国应该通过纪录片给世界一个怎样的形象?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纪录片的发展历史看,经由“革命中国”“政治中国”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中国”“文化中国”,而今应该是“多维中国”,纪录片需要塑造国家的多维形象。

首先,多维国家形象的塑造,从根本上源于文化自信。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我们在面对各类纪录片题材时才不至于畏首畏尾,才能以平常心面对和呈现国家的方方面面,给世界一个更加立体、可感的中国。当代中国纪录片对外交流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互为表里。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基本上是“原料出口”或“来料加工”,彼时中国纪录片只能偏重于展现山河美景与传统文化。时至今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全面跃升,我们的纪录片也应该突破狭窄的选题范围,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独唱变为合奏。

以往曾经认为的要把国家美好的一面呈现给世界、“各美其美”的做法没有错,但问题在于,由于在文化上缺乏足够的自信,我们习惯于一味地“讲好话”“唱高调”,刻意回避某些话题,这反而带来了他人对中国印象的偏差。近年来,《人间世》《西藏一年》《摇摇晃晃的人间》《塑料王国》等纪录片之所以能够获得国内外的一致好评,恰恰在于它们以纪录片特有的品格,冷静处理和理性看待中国的各种议题,回应国内外围绕中国发展的种种观点,以现实关怀为底色、以现实问题为指向、以纪实主义为特征,既让观众触摸到中国发展中真实的脉搏,又凸显了纪录片在对内对外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文化自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摆脱“内部东方主义”的心态。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纪录片更多地“以我为主”,是对“中国”的自我塑造,不太顾及域外观众的欣赏口味。新时期以来,我们在纪录片中对“中国”的塑造与阐释,逐渐涵盖了“他者”(主要是西方国家)对我们的认知。现在的“中国形象”是在“自我和他者”的双重镜像中完成的,即“我们怎么看自己,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怎么看待别人眼中的我们”。

这样的做法体现了“受众意识”,但也可能带来“内部东方主义”的隐患。东方主义是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产物。据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这是西方定义“他者”的一种文化策略,是西方近代数百年确立其文化优越性乃至文化霸权的长期操演。为了让国外尤其是西方观众接受有关中国的内容,我们有时会迎合其对中国的想象,提供符合他们心理图式的内容,这就是“内部东方主义”。例如,饮食是西方对中国最熟悉的题材之一,我们的不少该题材纪录片就缺乏深度挖掘,停留在“视频菜谱”的层面,易让西方观众产生猎奇心理,甚至进一步强化“中国人什么都吃”的观念。再如外国观众喜欢看中国功夫,如果将纪录片中的武术与商业电影中的打斗或角力混为一谈,缺乏中华武术“以柔克刚”“以战止战”等深层含义的植入,将不利于我国在国际上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大国形象。

再次,用“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引领中国形象的塑造。纪录片是锻造民族国家、凝聚社会力量、表达民生百态的重要影像资源。当代中国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是历史的、具体的,不能游离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伟大实践。“中国梦”既是目标也是过程,要在追梦和圆梦的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抒发中国情怀、书写中国精神。

从更高的站位看,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应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阐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单边主义的发展观、安全观,超越了一个民族国家的个体利益,超越了西方提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是人类道德的新高度。“中国梦”和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同构的。这样的观念如何内化到纪录片中,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纪录片的主创人员比较熟悉国内话题,但一旦上升到全人类的高度,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凸显“中国形象”的独特性,还需要更多的智慧。2017年探索频道播出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有这样的情节:中国公司承建了蒙内铁路,同时培养肯尼亚女孩成为当地第一位铁路女司机;中欧跨境列车拉动义乌小商品市场和欧洲大市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节节攀升……这些都是“中国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融互促的绝佳注脚。

三、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的“三种能力”建设

纪录片不仅是媒介产品,而且是时代文化的缩影。考察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不能局限于文本和行业内部,而应该分析影像文本的生产传播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影像的叙事、传播以及新技术的角度,降低“认同的焦虑”,克服“交流的无奈”。

(一)研究西方纪录片的精髓,增强跨文化叙事能力

通过纪录片来塑造国家形象,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在采用的一种策略。研究西方主流纪录片,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画面、技术等层面上,而应结合中国纪录片的风格与特点,着眼于提升我们的跨文化叙事能力。例如,美国把国家形象通过纪录片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化为美国人的共有情感与国家认同,国家形象在美国纪录片中几乎无所不在,却又从不以官方宣传的方式出现;英国涉及国家形象的纪录片同样以国家意识形态为核心,但总以宗教救世主义伦理和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外化形式呈现;日本纪录片习惯于用绵密、细致的故事,辅以典型的文化符号,呈现其国家和国民形象。

因此,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塑造,其背后是政治经济的“硬实力”与国民心态、民族文化等“软实力”的协同支持。新华社于2017年在全球播出的纪录片My Railway,My Story(我的铁路,我的故事),4放弃了大段解说词和宏大叙事,邀请中非一线的铁路建设者出镜说话,通过他们介绍一个个故事,有力回应了外界的不同观点,纠正了各种错误认知,展示了中方科学、严谨、高效、务实的形象和中非友好的国际形象。该片在非洲引发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全网播放超过2.5亿次,在You Tube网站上的点击量也近30万次。

(二)配合“公共外交”与“大宣传”,整合影像生产能力

中国文化中协和万邦、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等思想,都是我们对外交往和对外传播可以汲取的养分。从20世纪50年代的民间外交,到近年来的公共外交,国家对外交往的渠道、形式、载体已经比较完备了,但在纪实影像产品的供给上,目前还与对外交往的需求有一定距离。不少纪录片往往在走完生产、播出、评奖、表彰的程序后即被存档,缺乏全球深度传播的意识,同时,很多纪录片追求“短平快”,希望在短期内通过一、两部片子的成果显示业绩,缺乏对长线题材的关注和追踪。20世纪90年代,央视新闻评论部曾经立项过“中国人在21世纪”的选题,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毛毛告状》播出后,也追踪过毛毛一家20年的生活,这些“功成不必在我”的做法,在今天显得特别珍贵。

纪录片塑造国家形象,在对外传播方面可以配合公共外交,在对内传播方面可以与“大宣传”的理念相契合。如前所述,中国的国家形象在纪录片中应该是“多个”而非“一个”,因此,不光要依靠政府、官方媒体的声音,社会组织的参与、民间化的表达也是非常值得拓展的战略向度。政府的力量可以更多地体现在“后台”的公共政策支持和公共产品的组织协调上,通过各种纪录片发展基金、纪录片节展,提升纪录片全行业在传达“中国形象”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三)以互联网思维,提升融媒体国际传播能力

用纪录片推进中国形象的全球传播,需要融媒体、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积极介入。以往的纪录片对外传播,其核心节点是播出平台和机构,而随着“小屏指尖浏览”“社交媒体互动”“参与式传播”时代的到来,渠道不再是核心要素,最重要的是用户的注意力资源,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内容的投放方式、传播途径和效果收集等,进一步把工作做到精细化和精准化。同样的题材针对不同地区传播时,不仅要制作不同语言的版本,还应考虑内容上的差异化以及在电视和网络播出的不同版本。

在网络平台的选择上,既通过有全球影响力的平台进行传播,也在各地寻找有特色的播出平台;既用我们自己的媒体发布,也联合他人的媒体共同发布。例如,近年来国内纪录片经常使用YouTube等平台“出海”,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随着“抖音”App及其国际版Tik Tok的走红,我们可以把某些微纪录片或者长纪录片的推广内容放进去,利用抖音等在内容分发上的优势,更加精准地匹配国内外用户,精确地测量传播效果。

注释

1K.E.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59(3).

2吕新雨:《今天的“人文”纪录意欲何为?》,《读书》2006年10期。

3参见:《改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有主张有定力》,《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2月18日第1版。

4这部片子有4种语言版本,中文版题目是《我的铁路,我的梦》,而英文版是《我的铁路,我的故事》。外国观众更习惯于“故事”的提法,其实通过“故事”诠释的就是“梦”,因此标题这样微调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