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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考古纪录片的创作策略——以《考古中国》为例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李劲松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20-2-16 2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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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考古纪录片既是一种深受观众喜爱的纪录片类型,也是一种公众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它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存在于观众心中的那份好奇与寻宝情结;另一方面,考古工作本身的神秘与不可预知的特性,正好契合了观众 ...
考古纪录片既是一种深受观众喜爱的纪录片类型,也是一种公众考古学的表现形式。它之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存在于观众心中的那份好奇与寻宝情结;另一方面,考古工作本身的神秘与不可预知的特性,正好契合了观众的猎奇与探秘心理,而考古纪录片就恰好充当了沟通观众与考古的中介与桥梁。同时,纪录片的大众化发展趋势,使得观众对于考古纪录片的期待不仅是对于某次考古事件或某个考古发现的认知,还希望同时获得一种审美体验和收视乐趣。因此,考古纪录片不是机械的记录,而是艺术的叙事,即用独特的视角将尘封的历史栩栩如生的展现出来。那么,考古纪录片的创作,该如何既尊重历史事实,又满足观众需求呢?在此,笔者通过对央视优秀系列纪录片《考古中国》的深入赏析,总结出以下几条可供参考的创作策略:

一、知识大众化
知识大众化也可以称之为“知识通俗化”,它是和“知识精英化”相对的概念,是指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或审美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知识的普及以及大众文化的繁荣促成了文化大众的出场,文化大众的知识与审美权力在社会文化中的确立与张扬进一步使得知识日常化、审美生活化。因此,考古纪录片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形式,也需要顺应这种趋势,而纪录片《考古中国》正是将考古知识大众化的典型代表。它把考古活动专业化、学术化的内容,用故事性的解说方式深入浅出展现给观众,通过专家访谈、当事人口述、动画特技等方式,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传播知识、科普大众。同时,它避开生涩难懂的术语和庞杂繁琐的事项,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和简单明了的要点,来传播考古知识和考古发现。

比如,在《考古中国》中的《河姆渡文明之谜》一集中,它将本次考古发掘的文物集中到如下几点:一是发现许多古老的原木摆成井字形状,经古文字考证和实地考察推断为远古先民在沼泽地带修建的水井;二是发现距今约6000年前的稻谷,并且发现耕种工具骨耙,那些金灿灿的谷粒尽管瞬间就被炭化,却改写了水稻栽培史,用事实驳倒了水稻来自印度的说法;三是发现大量竖立的原木,且有桦铆痕迹,同时发现锋利的骨器工具,据此推断为远古的干栏式建筑遗迹。这三个考古发现要点的总结,让观众在获取知识时,重点清晰、易记易懂。再如在《濮阳星图之谜》一集中在距今6500年前的墓葬遗址中发现的被称为“中华第一龙”的蚌塑龙虎图、《消失的良诸古国》一集中精美无价的玉琼和玉钱、《三星堆:文明孤旅》一集中神秘的太阳树、青铜人像和黄金饰物,以及《秦始皇陵地宫之谜》一集中形象各异的兵马俑、《谁将获得不死之身》一集中的金缕玉衣等等——这些关键的考古发现都被重点记录和讲述,而且被口语化、通俗化的进行讲解,使得观众焦点集中,记忆深刻,清楚明了,对知识的了解和吸收自然得到了加强。

所以,《考古中国》把考古的知识性与纪录片的艺术性完美结合,既对公众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也为各个重大考古发现实现了积极的科普效果。而且,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它用最直观的形式将中国古老文明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在获取历史知识的同时,感受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有利于唤醒观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叙事悬念化
虽然考古给人的感觉往往是神秘的,但考古发掘的过程又往往是缓慢的,激动人心的发现时刻其实很短暂和稀少,更多的时间是抽丝剥茧般的细致工作。那么,考古纪录片该如何在展示考古过程的同时又能吸引观众收看?关键就在于在叙事中制造悬念。“悬念是创作者在处理情节、设置冲突、展现人物命运时,利用观众对未来发展不确定的、怀疑的、神秘的情形所持有的兴奋、期待、焦虑、好奇的心理而做的一种悬而未决的处理方式”[1],用通俗的话来说,“悬念”就是“卖关子”。需要指出的是,纪录片的悬念与故事片截然不同,它必须利用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人物本身固有的矛盾冲突、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等来营造。所以,在保证事件真实性的基础上,在纪录片中巧妙地运用“悬念”,有助于故事主线的展开和情节的形成,同时使内容更具观赏性和说服力。悬念可以集中且突出地提出矛盾,然后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地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使纪录片主题逐步深化,结构跌宕起伏、层次分明。

而《考古中国》正是如此,作为考古纪录片,它摒弃了一般人文历史类纪录片的科教灌输的讲述方式,而是用先总后分、层层递进、首尾呼应等新颖的结构,引导观众进入现场发掘的场景,再将往事娓娓道来,秘密层层揭开。比如在《三星堆:文明孤旅》这一集中,影片只用了短短的几句解说词,就总结概括了三星堆遗址从发现到解密的整个过程,让观众从一开始就清楚地了解了故事的起因和结果,使观众在观看纪录片之初就对本片的结构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样既没有过分地吊观众的胃口,也同时引起了观众观看本片的强烈好奇心,即观众会疑问:三星堆遗址发现的具体过程又如何呢?它又有哪些不同寻常的特点呢?里面又有哪些神奇的宝藏和文物呢?接下来,纪录片用平缓而又不乏生动的叙事节奏,向观众慢慢揭晓谜底,既不显突兀,又蕴藏神秘,使得本片不再停留于考古学的枯燥乏味中,而显得生动而富有趣味。而且,纪录片的画外音不断提出问题:青铜面具为什么是“纵目”?青铜人像的手为何特别突出?青铜人像手中握的究竟是什么?这种探索性的语言方式让观众也忍不住参与讨论与猜测,悬念的设置给了观众想象的空间,使三星堆文明在人们的思索和想象中“复活”。

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悬念设置贯穿全片,才使得整个纪录片可以围绕着这些悬念,将庞杂的事件一个个地理出头绪,并且在片中适时地逐步抛出问题,即解决一个,再抛出一个,这样交替设置,让观众带着疑问去观看,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眼球、消除观众疲劳、激发观众兴趣的目的。

三、历史口述化
对于考古纪录片而言,口述历史是其主要叙事形式之一,它强调叙述者完全进入历史的情境中,以事件参与者、见证者的身份面对观众,营造历史氛围、重塑历史细节、构建历史触感。通过参与者的口述可以了解考古发现的过程以及参与者自身的经历,同时层层推进考古事件发展的全程。而且,在考古纪录片中,对于一些存在疑义和争论的考古事件,不同叙述者表述内容及方式的不同,既可以给观众呈现一个多元开放的历史视角,又可以真实展现各位叙述者的个性特征,为纪录片增添一些人情味。

比如还是在《三星堆:文明孤旅》一集中,虽然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遗址的确认以及在发掘过程中的小故事、小插曲都没有及时地用影像记录下来,因而缺失有关影像资料,但是在之后的叙事中,该片对广汉文物馆文物干部敖天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陈显丹、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林向等几位事件亲历者进行了采访,通过他们口述的方式将发掘现场当时的紧张、刺激的画面刻画到观众的脑海中,现将片中部分重要口述内容摘录如下: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我们可以从这些回忆叙述中感受到当时紧张的心情和激动的情绪。而且,本片中涉及到的“口述历史”部分,不只是一两位讲述者,而是以“群口”的方式,不同讲述者以不同侧面的讲述让事件更加全面、立体、清晰,使该片的叙事更加生动、鲜活。这种“见证历史”的亲历特点,让考古纪录片的口述有了现场感、画面感、节奏感,提高了纪录片的吸引力。而且,“口述历史”还可以让讲述者通过情感的流露,展现出他们的个性特征,让考古纪录片增添一些人情味。

四、情景再现化
“情景再现”刚出现在纪录片中时曾经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方式违反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但现在一般认为,在不破坏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情景再现”不仅不会违背纪录片的真实性原则,反而有助于增强纪录片的观赏性,不失为一种纪录片创作的新趋势。就考古纪录片而言,“情景再现”可以弥补画面的缺失、缝合叙事的断点,提升考古纪录片的感性认识,帮助观众“身临其境”地了解考古事件。“情景再现”通过搬演、扮演和动画技术等手段实现历史事件最大程度上的真实模拟,拓展了考古纪录片的表现空间和叙事深度,满足了观众“眼见为实”的需要。

比如在纪录片《考古中国》中,常用的“情景再现”有以下两种处理方式:一是用色彩区分古今、“再现”和现实。《考古中国》在讲述每一个考古发现由来的时候,一般采用的是较为昏黄的色彩来表现历史年代的久远和时间的倒叙;在采用“再现”历史的手法时,多用黑白画面进行处理,用以区分现实的画面——这样可以让观众在色差中直观地了解这一片段是“再现”的画面。二是将“再现”中的人物模糊化或局部特写化。“再现”中所要表现的历史人物因为没有影像资料,需要表演者来“扮演”,但“再现”中的“扮演”很少突出表演者的具体形象,也基本无需对话或其他音效,表演者在这里只是一个人物符号而已,而整个“再现”过程,也只是为了满足营造历史氛围和历史情境的需要。比如《考古中国》中,常常用眼部特写来表现人们发现宝物时的惊讶、用匆匆的步伐来表现闻讯而来的寻宝者之多——这些通用的影视符号并不会影响所要还原的历史的真实性,同时又满足了观众对历史情节的视觉需要。当然,“情景再现”可以弥补考古纪录片画面单一、进度缓慢的不足,增强其观赏性,但对于考古纪录片来说,仍要尽量发挥文物、文献、遗址、实物、口述的佐证作用,“情景再现”只能起辅助说明的作用,不能喧宾夺主。

总之,笔者希望总结出的以上几点创作策略可供大家参考与借鉴,共同使我们的考古纪录片创作可以更加符合观众的收视习惯、审美需求和接受方式,从而更加受到观众的青睐和市场的认可,为传播与弘扬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蔡之国.电视纪录片的叙事悬念[J].当代传播,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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