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故宫》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叙事策略比较研究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李苒苒华侨大学2020-2-16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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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中国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一经播出便引发热议，占据了市场优势，同时也得到了广大观众、业界乃至全社会极高的赞誉。作为史上阵容最强大的创作团队创作的纪录片，《故宫》在国际 ...

由中国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的12集大型纪录片《故宫》一经播出便引发热议，占据了市场优势，同时也得到了广大观众、业界乃至全社会极高的赞誉。作为史上阵容最强大的创作团队创作的纪录片，《故宫》在国际上也广受赞誉，其既讲述了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无数生动有趣的故事，又展示了中国丰富璀璨的历史文化瑰宝，同时塑造了一个富强的大国形象。

2016年1月，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纪录频道首次播出。之后在著名弹幕视频网站Bilibili（简称“B站”）上线并迅速走红，在几天的时间内就达到了2000万的点击播放量。与此同时，豆瓣评分高达9.4分，超越了之前评分较高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

一、叙事内容

叙事是一个动态的交流过程，是叙述者把叙事内容作为信息，通过一定的叙事手法向接收者讲述和交流信息的过程。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故宫》与《我在故宫修文物》两部纪录片在叙事内容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故宫》：以宏大主题叙事为主

大型纪录片《故宫》通过讲述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以及从皇宫演变至博物院的历史过程，向我们揭开了这座富丽堂皇、历经沧桑的宫殿的神秘面纱。

在叙事内容的选择上，《故宫》以对故宫历史文化知识的挖掘为基点出发，以“大文化”的理念为选题视野，将一座具有600年历史的古老宫殿呈现在观众面前。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生动丰富的介绍，直观勾勒出古代宫内生活的形形色色。既有大时代背景下皇族生活的宏大场景，又有深宫内苑中不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在展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古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与源远流长的精神文明。

（二）《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小人物生活叙事为主

对比纪录片《故宫》，《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内容别出心裁，采用以小见大的方式，达到介绍故宫这座宏大建筑的目的。相较于威严、高高在上的皇族，平凡而普通的文物修复师则是默默守护在这座皇宫背后的人。《我在故宫修文物》摈弃了纪录片讲述宏大叙事内容的传统，以展现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内容。对比神秘而遥远的古人，文物修复师生活在我们的身边，却常常不为人知。影片以他们的日常工作为叙述内容，既可以吸引观众，又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这种以小人物日常生活为主要叙事内容的方式，改变了传统纪录片大主题叙事的模式，更让人印象深刻。[1]

二、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指的是影片讲述故事的角度，不同的叙事视角会产生不同的传播效果。法国学者茨维坦·托多洛夫最早使用“三分法”将叙事角度分为全知视角、内视角和外视角。分析纪录片《故宫》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发现3种叙事视角在这两部纪录片中都有所展现，且具有各自独特的叙事功能。

（一）《故宫》：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相结合叙事

在叙事视角方面，《故宫》的讲述者以全知视角，全方位、多角度地向受众介绍这座庄严、肃穆的宫殿。沉稳、厚重的男声解说，配上紫禁城雄伟辉煌的画面，奠定了影片宏大叙事的基调。作为画面内容的补充，男声解说配合镜头，时而沧桑、时而恢宏，以自豪而坚定的语气将故宫几百年的历史娓娓道来。

在《故宫》第三集《礼仪天下》中，采用了内视角的叙事手法，引用英国使团成员的日记记录内容，讲述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在日记中，他提及中国的房屋最高只有两层，且没有任何防盗防野兽的装置，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是一个安全的国家。人们都在不断忙碌着，勤奋自强，街上看不到一个乞丐，穷人们都愿意努力干活去分担更多重担。接着片中又讲述了英国使团正使马戈尔尼一行人得到中国领航员及其同胞的帮助的故事。纪录片以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叙事方式，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沉浸感，并走进主人公的故事里，跟随主人公的情绪变化而参与其中。

（二）《我在故宫修文物》：全知视角与外视角相结合叙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叙事视角方面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与外视角相结合的方式。如在第三集中，当书画临摹组前任科长郭文林提到砑绢与丁观鹏的《罗汉图》时，画外音响起，作为画面知识补充：“《罗汉图》一套共有十七张，在退休前，郭文林就开始临摹，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摹完。丁关鹏曾经是雍正乾隆两朝的宫廷画师，也是清宫十大画家之一。书画属于有机质类文物，最终要降解，装裱修复是一种保护方式，临摹是机械复制技术发明前的另一种保护措施。各朝代都会命令画师临摹复制重要的古画，为了后世的人们还能一睹这些文物的风采。”

以全知视角为叙事视角，观众可以更直观、全面地了解事物与事件背景，在故宫题材纪录片中的运用可以为观众开阔视野，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和知识。

除了全知视角，《我在故宫修文物》还使用了外视角的叙事手法来记录故宫文物工作者的真实工作场景和工作内容。外视角叙事作为一种观察式的记录方式，与纪录片追求本真的理念相契合，没有过多的解说，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在外视角的客观叙事下，能看到故宫博物院文物工作者具体的工作内容细节，对他们手中的文物及其修复过程有更多的了解。

三、叙事时空

在纪录片叙事中，时间和空间是两个重要的组织结构因素。在《故宫》与《我在故宫修文物》这类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叙事时空在重构时空形态上体现出极大的优势，有助于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探索纪录片叙事时空的独特审美意义。

（一）叙事时间

1.《故宫》：线性时间顺序结构及叙事时间频率的重复。

在《故宫》第一集《肇建紫禁城》中，影片按照线性时间顺序完整讲述了故宫的建造历程。从朱棣登上皇位讲起，接着讲述官员奏请迁都北京，修建新皇城，然后详细描绘了建造紫禁城过程中的木料采集、石料运输工作，最后向观众呈现了紫禁城全貌。纪录片完整交代整个事件的起因、经过、发展和结果，依照时间顺序依次展开，充分体现了其线性叙事特征。[2]

《故宫·盛世的屋脊》一集重点讲述了太和殿的建造及修缮过程，全知视角的画外音在全集介绍各个宫殿的故事时，着重强调了太和殿、乾清宫、养心殿三个宫殿是故宫最重要的三大殿，叙事时间频率的重复可以有效引起观众的重视，突出影片所要表达的内容。

2.《我在故宫修文物》：时间的重合与沉浸体验。

《我在故宫修文物》中运用大量长镜头记录下了文物修复工作者们工作和日常生活的场景，镜头一直跟随着他们，观众仿佛就在他们身边，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里长镜头的运用没有打断时间的自然过程，保持了时间进程的不间断性，与实际的时间、过程一致，完整地展示出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作过程。镜头的运动实现了空间的自然转换，将文物修复工作者这些平凡的人物与整个故宫的宏大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观众可以从文物工作者的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了解他们，感受他们平凡生活中普通而又特别的一面。文物工作者如同观众身边的朋友，与他们进行交流，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充分了解故宫中平凡而伟大的文物修复工作者，并通过熟悉他们的工作日常，更好地了解故宫这一叙事要素。

（二）叙事空间

1.《故宫》：动静空间结合，技术手段完成情景再现。

当太监、官员等人物、车辇陆续经过恢宏的宫殿、大门，当外国使节步入层层宫殿，走进威严的太和殿，通过人物的移动，将多个空间串联起来。超速的穿越感，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不断转换变化的空间，突出了故宫的广袤。依靠地图来介绍故宫的宫殿布局，采用动态线条，从出发点缓缓向终点移动，直观的画面便于观众理解。

故宫中以青铜器、雕塑、陶瓷等为典型代表的文物静物，也在故宫题材纪录片的叙事中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具有强大的叙事功能。“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影片用这一句话揭示了故宫文物的精美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气息。《故宫》在《故宫藏瓷》这一集，依次介绍了唐、宋、元、明、清代的佛祖舍利、庭院摆设、贸易的商品及各种珍贵礼物，还有皇帝参与设计的艺术品。故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珍藏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而这些瑰宝也是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文物作为一种具象的文化符号，可以将观众带回历史的时空，去感受历朝历代昔日的辉煌，听它们讲述发生在历史长河中精彩的故事，深切体会文明古国的博大精深。

故宫经历600年的风风雨雨仍能屹立不倒，靠的是各朝各代不断的修缮再造。当时的建筑在遭受多次大火与风雨损毁后，早已不是最初的模样。现在能拍摄到的宫殿都经过了多次翻修、整改甚至重建。当《故宫》需要叙述当时的事件时，就必须依靠技术手段来完成对当时故事的讲述。《故宫》在介绍建造故宫有名的人物与故事时，依靠演员扮演以及技术手段完成的情景再现，使片子更生动形象，也增加了趣味性。

在影片开始，介绍的是清朝皇帝福临与母亲带领百姓迁往紫禁城的过程。背景解说以福临皇帝的视角向观众讲述当时的故事。“初见紫禁城，年幼的福临皇帝就被它雄壮的气势所震撼。”镜头紧跟福临皇帝的脚步，视线逐渐从故宫的外围转向内部。这一段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还原了真实场景，让人仿佛身临其境。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箭楼，紧接着是紫禁城最大的门——午门。在福临皇帝的努力下，紫禁城得到了修葺与完善，并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后来顺治皇帝在登基后，将各个宫殿的名字都换掉，换上了带有“和”字的名字。当解说提到这是代表皇帝对天下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望与宏伟目标时，镜头配合解说，转换各大宫殿出现满文牌匾的画面，让观众可以充分感受到满族人统治时代的到来。除此之外，影片中在介绍烫样等工艺时，也采用了情景再现这一方式，既避免了枯燥无味，又使影片变得生动真实，也更具知识性。

2.《我在故宫修文物》：叙事空间流动变换。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使用了大量全景镜头，便于观众观赏故宫的全部风貌。人行走于故宫之中，投身于文物之林，镜头跟随文物工作者的步伐不断移动，通过背景的不断变化达到叙事空间的流动变换，给人以古今对话的感觉，传达了人与物、现代与古代紧密相连的思想，体现了故宫与现代人的亲密关系。[3]

在人物不断移动的过程中，镜头也不断变换视角，地域、文化、空间的边界在流动的图景中被逐渐瓦解，不同空间紧密相接，形成连续、完整的视觉效果，一个立体、饱满的故宫形象跃然纸上。当钟表组王津师傅和徒弟亓昊楠去厦门参加钟表博览会时，镜头拍摄到的是故宫以外的风景。鳞次栉比的高楼、川流不息的马路，仿佛带着观众跨越千年，从几百年前的故宫来到现代化的都市。当陶瓷组学徒纪东歌骑自行车下班的时候，背后的宫殿依次出现，借由移动的人来呈现故宫的整体风貌，显得真实而自然。纪录片在讲述文物工作者日常的同时，将故宫的形象尽收眼底，流动变换的叙事空间为观众描绘出一幅生动的故宫风景图。

四、结语

通过对《故宫》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叙事策略的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叙事内容、叙事视角以及叙事时空上均有差异。在叙事内容上，《故宫》以宏大主题为选题视野，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则聚焦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体现出叙事元素独特化的特征；在叙事视角上，《故宫》以全知视角与内视角相结合叙事，而《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的是全知视角与外视角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在叙事时间上，《故宫》采用线性时间顺序结构的叙述，并通过叙事时间频率的重复达到诠释主题的效果，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则通过运用时间重合与沉浸体验的手法，将文物修复工作者这些平凡的人物与整个故宫的宏大主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叙事空间上，《故宫》将动静空间结合呈现，并依靠技术手段完成情景再现，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则通过背景的不断变化达到叙事空间的流动变换，进而突出故宫整体风貌。

相比《故宫》遵循传统历史题材纪录片，注重对人物故事、宫廷建筑、文物藏品等历史文化知识的挖掘展示，《我在故宫修文物》转换思路，开始关注故宫中平凡而普通的工作者，以小见大，以更接地气的方式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虽然两者在叙事内容、叙事视角以及叙事时空上的选择各不相同，但都突出体现了故宫这一主题内容，在丰富视听表达以及美学风格上都有重大突破。随着故宫题材纪录片的不断发展，其叙事策略会更加完善，叙事模式将更加成熟。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纪录片能够全面地刻画故宫形象，挖掘更多要素，制作出更加完美的故宫题材纪录片。

参考文献

[1]刘蒙之，刘战伟.新时期我国纪录片创作由“宏大叙事”到“平民视角”的嬗变[J].电视研究，2016(11):24-26.

[2]许芳芳.新世纪以来故宫题材纪录片的叙事研究[D].郑州大学，2019.

[3]陈悦.故宫题材纪录片的流转变迁[J].艺术广角，2017(5):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