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涉案纪录片的“进行叙事”功能——以《纽约灾星》为例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郑文一南京森林警察学院2020-2-15 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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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纪录片《纽约灾星》 (The Jinx:The Life and Deaths of Robert Durst) 是美国HBO频道拍摄的一部六集涉案纪录片, 影片的主人公Robert Durst (下称杜斯特) 是纽约的超级房地产家族成员, 因涉嫌谋杀在得克萨斯州的邻居M ...

纪录片《纽约灾星》 (The Jinx:The Life and Deaths of Robert Durst) 是美国HBO频道拍摄的一部六集涉案纪录片, 影片的主人公Robert Durst (下称杜斯特) 是纽约的超级房地产家族成员, 因涉嫌谋杀在得克萨斯州的邻居Morris Black被捕, 上交保释金后潜逃, 警方发布通缉令, 后其故意在超市偷窃被捕。多年以来杜斯特一直身处舆论的漩涡之中:1982年他的第一任妻子莫名消失;2000年他的密友在洛杉矶被杀害, 案件至今悬而未决;2001年, 住在得克萨斯的杜斯特邻居被射杀并且遭肢解。2015年3月, 72岁的杜斯特在影片播到第五集时因被指控一级谋杀被捕, 而直接原因便是影片导演组在采访事件相关人员时发现的一封尘封多年的信件。

一、参与叙事的时间节点

影片的六集分集标题分别为“A body in the bay (水中残尸) ”“Poor little rich boy (可怜的富家子弟) ”“The gangster's daughter (黑手党之女) ”“The State of Texas VS.Robert Durst (得克萨斯州VS罗伯特杜斯特) ”“Family values (家庭观念) ”“What the hell did I do? (我到底做了什么?) ”, 从标题可以分别看出六集的分集主题。在影片中, 第一集梳理了引起舆论震惊的杜斯特邻居分尸案的主要情况, 包括被害人的身份、尸块发现的地点、杜斯特在庭审前的听证会上的陈述、杜斯特现任夫人的听证会陈述等。这一集里杜斯特本人并未在实质层面与导演组产生接触。第二集中, 导演组通过杜斯特儿时的家庭影像、其自述母亲在其幼年时的自杀行为、相关当事人的采访等, 交代了杜斯特的家庭背景以及本人的第一次婚姻状况, 引出了他的第一任夫人离奇失踪的案件。第三集中, 导演组介绍了他的密友、黑帮老大的女儿Susan Berman被枪杀的案件, 她被案件调查人员及检察官认为有帮助杜斯特处理第一任夫人尸体的嫌疑, 她的死亡也引起了人们对杜斯特本人的质疑。第四集主要通过对杜斯特本人的采访, 陈述了其得克萨斯居所邻居被碎尸案的细节, 这一集节目还收录了与采访同时进行的庭审情况, 在这起离奇的命案里, 杜斯特被认定无罪。第五集主要聚焦于杜斯特与原生家庭成员的关系, 本集采用了大量外拍镜头, 反映了他与亲生兄弟、杜斯特集团掌门人道格拉斯·杜斯特之间复杂的关系。第六集是全片的高潮, 分集标题引用了杜斯特本人最后无意中被收录的一句话, 也是被认为其本人承认了之前所有谋杀指控的关键话语。

纵观全片的叙事进度, 在本片导演安德鲁·杰瑞克奇前期根据杜斯特第一任妻子失踪事件改编的电影上映后, 杜斯特本人开始主动与导演组联系, 了解导演组拍摄纪录片的意图后, 同意出镜接受导演组的采访, 并允许导演组跟拍。也就是说, 从《纽约灾星》第二集的成片开始, 作为导演组镜头的主角, 由导演组拍摄剪辑并播出的杜斯特本人的影像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当时杜斯特作为嫌疑人的杀人案还未公开审理, 也恰恰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导演组其实已经有意无意参与到杜斯特本人的生活中去, 并且将在未来对影片的叙事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 (参考第五集末尾重大线索的发现以及第六集的分集剧情) 。当然, 此时包括杜斯特本人和导演组在内的所有人, 对于这个参与叙事节点的重要性并没有意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叙事者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叙事规律要求语言叙事者角色的存在, 这是纪录片故事化的一个基本特征。”[1]

二、叙事观点的隐藏与显现

《纽约灾星》这样的事件类纪录片, “具有捕获公共注意力的先天优势, 与之相连的是命运, 是奇观, 是那种悬念横生的情节剧”[2]。摄制组围绕着杜斯特这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从分集的主题, 到每一集中出现的相关人士, 都经过精心的选择, 力求呈现各方观点, 还原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 影片在援引相关人物采访时, 不仅将篇幅留给了杜斯特, 也将镜头对准了杜斯特“对立面”的警方以及检方, 将判断人物究竟有没有犯罪的权利还给观众。这也是该片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的一大原因, 即叙事观点的平衡。例如, 在影片第一集末尾, 杜斯特主动与导演组取得联系, 表示愿意接受导演安德鲁任何形式的采访, 这很容易给观众造成一种心理暗示:杜斯特既然这么理直气壮地接受采访, 并不介意以纪录片的形式播出, 是不是意味着他确实是无辜的?的确, 第一集中呈现出的公诉方提供的证据看似充足, 但未必能百分之百使他入罪, 否则检方不可能允许他被保释。随即, 导演组援引了杜斯特律师的采访片段。他说:“作为刑事案件辩护律师, 你不可能随时为真相辩护, 甚至来不及考虑自己的想法, 但你尽力做判断, 是否要为真相而战。”同时, 影片也选取了警方案件调查人员的话:“当你只从凶手的话语里得知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要相信出自那人之口的话?”很明显, 律师在影片里的话语权受制于与委托人即杜斯特家族集团的保密协议, 因此无法告知观众孰是孰非;警方显然对于片方给予杜斯特在镜头面前诉说的权利表示不满意, 在案件未启动控辩程序之前, 让嫌疑人开口说话, 对于案件审理是否公平?一系列的矛盾胶着点, 恰恰是影片极具戏剧冲突的地方, 导演组此时正在尽力隐藏自己的叙事观点。

有趣的是, 如果因为叙事观点的暂时隐藏, 就此判断导演组只是纯纪实性地拍摄出一部流水账, 也恰恰低估了该片的高明之处。影片并非没有观点, 只不过导演组将自己的叙事观点运用旁观纪实手法表达出来。影片的第四集引用了杜斯特此前碎尸案庭审的画面, 在该集末尾, 已被宣布无罪释放的杜斯特在接受导演安德鲁的采访时, 显得无比淡定, 并且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事先准备过的痕迹, 这对原本迟疑的观众而言, 似乎提高了一些其言语的可信度。此时导演安德鲁提出暂停一会儿再继续拍摄, 并且离开座位, 于是精彩的部分来了——杜斯特没有关闭麦克风的习惯, 他以为当时设备已经关闭, 自言自语地练习着:“我没有刻意地撒谎, 我确实犯了错。”直到他的律师迅速走到他身边, 提醒他麦克风并没有关闭, 依然在收音时, 他才面露尴尬地停止。而他自言自语重复的话语, 恰恰是刚刚导演询问他有无在庭审中撒谎时他所回答的, 由此可见, 他在面对导演组时的回答, 都是事先经过排练的。也许导演是故意离开座位, 也许只是偶然, 但却捕捉到了如此重要的时刻, 而导演组将这样的画面和声音保留并剪辑到影片中, 是在用一种委婉的方式表达态度:杜斯特所说的一定不完全可信。这也为影片最后一集的高潮部分埋下了伏笔。

三、旁观与推动叙事的统一

前文提到, 《纽约灾星》导演组在推动影片叙事的过程中, 既是“局外人”、旁观者, 又是“局内人”, 甚至是直接推动者。如果说影片的前四集因为展示了各方证据和说辞却不给出准确清晰的答案而略显沉闷, 那么影片的最后两集则是全片叙事的高潮, 导演组已由摄像机背后的旁观者完全变成了参与者。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相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到第四集末尾, 原本观众就已经由于杜斯特这样具有超级家族背景的人利用天价律师团将自己的嫌疑撇清而愤怒, 这种情况对于影片叙事的参与不但没有破坏影片的整体架构, 反而完全调动了观众的情绪和注意力, 并且完全符合大众追求正义的心理。从第五集开始, 导演组成员开始逐步出现在镜头前的画面中, 首先是导演安德鲁以及摄像师、灯光师等工作人员围绕杜斯特工作的画面被记录下来, 展现了拍摄杜斯特时整个摄制组的工作动态。例如, 陪着杜斯特去集团大楼和其弟弟道格拉斯家门口的画面, 从侧面反映了杜斯特的表演型人格。其次, 在第五集末尾, 导演组收到由之前第二个案件的被害人、杜斯特密友Susan Berman的好友在其遗物中发现的足以指证杜斯特涉嫌谋杀的证据后, 将证据提交给警方和检方的同时, 导演组商议如何在当时主体拍摄已经结束的情况下, 引导杜斯特再次到采访地点接受最后一次专访, 并当面质询证据与他的关联。整个商议的过程也如实地拍摄记录下来, 并被剪辑到成片中。此时, 导演组已成为主导影片叙事的主体, 观众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

影片的最后一集中, 针对收集到的证据, 导演组请来笔迹鉴定专家对证据中杜斯特的笔迹进行鉴定, 证明是其本人的笔迹。接下来导演组就杜斯特到达采访现场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预演, 将安德鲁对杜斯特提问的问题、提问的顺序和方式进行了周密的计划, 观众通过影片了解到了导演组的良苦用心以及采访可能存在的风险, 有了强烈的代入感, 仿佛自己也在采访现场, 同时为导演组捏一把汗。当针对杜斯特的采访开始以后, 安德鲁对其提问循序渐进, 最后用微微颤抖的手向其展示了证据的复本, 此时镜头拉到了杜斯特本人的面部特写。很明显地与之前模式化的回答不同, 他的面部表情表现出扭曲和不自然的形态, 并要求停止拍摄和去洗手间。观众在这个时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而全片最高潮的部分出现了——杜斯特再一次忘记关闭麦克风, 导演组再一次成功地将他自言自语状态下说的话收音:“你被抓住了。你当然是对的, 但你肯定想象不出来, 逮捕他。他说得对, 我是错的。我应付不了这些提问,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当然是把他们都杀了。”画面中的空房间随即渐渐变暗, 全片结束。

尽管在美国的法律中, 这样的自我供述不能作为呈堂证供的全部依据, 但导演组出于 (下转第107页) (上接第101页) 平衡观点、旁观叙事的努力, 对于涉案细节的深入挖掘所获得的证据成为检方对杜斯特再一次提起谋杀指控的主要依据, 并且直接促成了警方对杜斯特的逮捕。可以说, 《纽约灾星》这部纪录片对于“进行叙事”的把控无论在片中还是片外都实现了实质性的统一, 也开拓了纪录片叙事功能的另一片天地。

参考文献

[1]朱海平.电视纪录片故事化的实践与探索[J].新闻记者, 2009 (1) :70-73.

[2]罗兰·巴特.形象的修辞广告与当代社会理论[M].吴琼,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