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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困苦”的艺术呈现——评纪录片《苹果树下》

2020-3-2 22:31| 发布者: 武士| 查看: 177| 评论: 0|原作者: 景秀明 张虎 浙江师范大学

摘要: 目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语境中,“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社会焦点,并逐渐为纪录片创作者所关注。斩获2016年四川省“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系列片奖的《苹果树下 ...
目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语境中,“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社会焦点,并逐渐为纪录片创作者所关注。斩获2016年四川省“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系列片奖的《苹果树下》无疑是农村题材纪录片的代表之作。该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和大连广播电视台一经播出,马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统计,节目播出期间,收视量总数高达上百万[1]。纪录片《苹果树下》能够引起绝大多数人的情感共鸣,并获得学术界、媒体界的一致好评,足以彰显该纪录片独特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纪录片《苹果树下》以种植苹果为主线、家庭生活为副线,艺术化地讲述了胡万增夫妇种植苹果的艰难历程,以及抚育一双患有精神疾患儿女的困苦。他们面对艰难的坚韧、面对困苦的坦然、面对亲情的真挚都深深感动了观众。

一、悬念与惊奇叙事记录了苹果种植的艰难
纪录片《苹果树下》以苹果种植为主线,按顺时序结构叙事展开,过程化记录了胡万增夫妇种植苹果的艰辛与不易,但这种记录方式并非是“流水账”式的呈现,而是紧扣苹果种植中的稀花、套袋、抗旱、上色、防冰雹、销售等关键节点中所面临的时间长、人力单、生产环境恶劣、市场销售被动等诸多难题展开记录。主角与难题相遇能否得以解决所形成的悬念以及有关苹果种植的科学知识的揭秘都不自觉地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在满足观众好奇心的同时,又引发观众更深刻的思考。

纪录片在一开始就向观众交代了大连市瓦房店东马屯村是依赖苹果树生存的,但这个偏僻小山村的自然条件并不是很好,且苹果园里也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导致园中供水不容乐观。纪录片中的主人公胡万增家庭拥有300多棵苹果树,劳动力需求较大,但他们的一双儿女均有精神疾病,生产环境的恶劣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给胡万增一家的苹果种植,甚至全家生存带来了巨大阻力,这与他们所希望达成的苹果种植目标形成了明显反差,这样的情境预设也暗指了后面剧情中的艰难与困苦,使纪录片在此刻充满悬念且耐人寻味。

从实际生活来看,我们对苹果这一农产品已习以为常,因此,纪录片为表现农民苹果种植的诸多艰辛和强烈期盼设置了层层考验。苹果种植对胡万增一家而言,首先遇到是劳动力短缺问题。纪录片多次详细记录了老胡家劳动力短缺的窘境。例如,5月下旬,为给300多棵苹果树稀花,胡万增家因人力不足不得不找雇工帮忙,是全村最后一个干完活的;6月中旬为给150000多个苹果进行套袋,9月下旬的摘袋与上色,胡万增家都寻了雇工来帮忙。有人专门统计过,一个苹果从开花到采摘,要经过果农27次触碰。面对苹果种植的劳动密集型属性,果农不禁哀叹现在愁的是年轻人都不在这里种苹果了。可见,劳动力短缺窘境不仅出现在胡万增家,也是乡里果农都正在面临的生产困境。其次,天气、自然灾害给苹果生产带来了不确定性乃至风险。纪录片中多次记录了以胡万增为代表的果农们与自然艰苦抗争的场景。例如,4月上旬,胡万增夫妇争分夺秒地赶在春雨之前、花苞开放之前,给苹果树刮老树皮、喷药;5月底,胡万增忙着为260棵大树、30多棵小树和600多棵树苗大量浇水;6月中旬,村里的防雹队每天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冰雹的来袭;10月下旬,突如其来的大风横扫东马屯村,一夜之间满地落果,大风让果农们的丰收美梦化为泡影。再次,苹果丰收后的销路窘境给果农们的生存造成难题。果农们在付出所有后终于换来了苹果的丰收,但不成想苹果滞销又把他们带入窘境。焦虑的果农束手无策,只能将大批大批的苹果堆放地窖,什么时候能卖得出去、能卖上什么样价格都成了未知数。这些困境既诠释了“粒粒皆辛苦”的真实,也印证了“农民靠天吃饭”的事实,同时也隐喻了农村科技的推广与革新、市场销售渠道的转型与升级依然任重道远。

从格雷马斯的“角色模式”理论来看,“主角”是以胡万增为代表的果农,“欲望对象”是苹果丰收的回报,在主角努力实现欲望对象的过程中有“助手”,即专家下乡讲解果树剪枝技术、科技组织下乡开展培训课,帮助果农提升苹果产量。但在纪录片《苹果树下》则更多展现实现欲望对象中的“对头”,即劳动力不足、自然条件恶劣、销售不畅等。可以说,正是这些“对头”的艺术化呈现,恰如其分地将果农们种植苹果的艰难与不易过程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在感受苹果种植过程中错综复杂、步履维艰的同时,深切感悟到果农们种植苹果背后的心酸与无奈,以及他们面对这些艰难与不易,所表现出的坚强品质和内心的期盼律动。

综上所述,纪录片通过对“对头”的艺术化呈现,将果农种植苹果时所面临的困境与无助表征出来,使得纪录片既耐人寻味、扣人心弦、引发深思,又唤起了人们的认知感与好奇心,道出了果农背后的艰辛与酸楚,以及他们面对这些困境与掣肘时的坚强精神品质,令人精神震颤且心旷神怡。

二、绝望与关爱交织讲述了儿女抚育的困苦
胡爽与胡强是胡万增的一双儿女,不幸的是他们都存在精神不健全,这意味着胡万增夫妇的血脉难以得到延续和承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胡万增夫妇是没有未来的。胡万增说:“这可真是嫁不出去,娶不回来,他不是说腰腿胳膊什么那一块,有残疾什么的,这种纯脑袋上这些问题,精神上的那些问题,怎么接受。”一对精神不健全的儿女,对胡万增夫妇而言,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生困境。胡万增夫妇困兽犹斗,为了给儿女治病,夫妇俩没少带他们奔波各级医院,偏方也试了不少,但结果仍不尽人意,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期盼着奇迹的出现。纵使胡万增夫妇有一千个不乐意,儿女精神不健全是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胡万增王和妻子王玉芳在医生问起是不是遗传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地断然否定;胡万增参加村里新人婚礼时早早退出宴席;胡万增对胡强的痛打、对妻子的动粗等,或直接或间接地心理化表达了胡万增夫妇内心的痛苦、敏感、焦虑,甚至绝望。胡万增哀怨道:“咱家就这两个孩子,有些东西就是太烦了,不敢往下考虑太多。”虽然纪录片中并没有展现村里人对胡万增一家的轻蔑与歧视,但是不难想象,在现实农村生活中,这是无法回避且不可避免的问题。可以说,如何面对儿女精神不健全、如何对待这双儿女,对胡万增夫妇而言,既是现实问题,也是人性问题。

面对一双不健全儿女的绝望处境,胡万增夫妇没有心理扭曲,他们都表现出了很强的家庭责任感,胡万增顽强种植苹果,而王玉芳细心料理家庭。顽强种植苹果对于胡万增来说,是家庭生存的基础,但胡万增痴迷苹果种植已经超越为了生存的目的本身。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当人的欲望因受到阻碍而无法满足时,人就会寻找一个接近原初对象的替代品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从而消除紧张焦虑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胡万增种植苹果的行为何尝不是对儿女精神不健全的一种替代性心理补偿,他试图以种植苹果所带来的回馈与满足化解内心的忧虑与苦恼,重新获得一份尊严,努力让自己的精神健全起来。

从现实角度而言,胡万增在困境的压制与禁锢下,其精神往往难以得到解脱与释然,因此暴力行为自然而然成为一种宣泄的方式和手段。在片子中,我们能够看到胡万增对孩子痛打、对妻子动粗,但这种“打”的背后是胡万增陷于困境而迫不得已的发泄与释放,也是内心苦楚无处安放的飘荡与哭泣,对胡万增夫妇来说,未来没有希望,甚至充满了绝望。面对这样的困境,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可能会破罐子破摔,甚至产生报复社会的恶劣念头,但令人惊奇的是,胡万增夫妇并没有放弃对生活的期盼,反而给人们带来别样的“触动”。在种植苹果过程中,胡万增锐意进取、大胆革新、敢于创新技术,他的苹果园成了“苹果示范产业园”;他从容不迫、坚定信念,倾囊相授苹果种植技术;他主动帮果民销售苹果;他还无偿为果民提供水源等。他们夫妻之间没有埋怨,没有哭泣,更多地让人们看到的是夫妻间的相互理解和帮助;同时,邻里关系非常融洽、和睦,丝毫没有让人感受到胡万增夫妇对生活的绝望,反而给人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崇敬之感。胡万增努力种植苹果;王玉芳为家里庭院除草;他们细心呵护自己的儿女,尽量满足儿女的要求等。这些生动感人的场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心悦诚服。胡万增夫妇身上的这种乐观向上、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传统美德的当代传承,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它足以启迪心智、涤荡灵魂、净化心灵。

事实上,精神不健全的儿女是胡万增夫妇无法言说的苦楚,但他们从未抛弃自己的儿女,一直精心呵护和疼爱自己的儿女。在儿女的病情上,胡万增夫妇从未放弃治疗,多年来,夫妻二人四方求医,八方问药,可是儿女的病情始终没有好转,但是他们从不甘心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依然在绝望中心生希望,坚信儿女总有一天能够痊愈。胡万增说:“看了这么多医院,吃了这么多药,都没用,可还是得继续看啊,万一哪天就好了呢?”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力量,既体现了父母对儿女的舐犊情深和无私关爱,同时也隐喻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品格,对当下社会具有净化心灵和引领导向的重要意义。

此外,在对儿女的抚育上,胡万增夫妇也表现出很强的关爱感。王玉芳给胡爽买了一个音乐盒,胡爽拿着音乐盒在园中独自挥舞,喃喃自语,站在身旁的王玉芳此刻仿佛看到女儿和“正常人”一样,眼光不禁飘向了远方,含蓄和克制的镜头把一位母亲无法言说的苦痛与酸楚清晰呈现在受众眼前。这是一种痛彻骨髓的悲悯与凄凉,久久萦绕心头难以散去,既让人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也是对人性向善力量的赞颂与弘扬。虽然儿女精神不健全给胡万增夫妇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他们依然表现出很强的疼爱感。他们答应胡爽外出旅游,帮助胡强过生日;尽量满足儿女提出的各种无理要求,甚至允许他们胡闹。胡爽的无事生非、离家出走、偷服药品,胡强的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等,儿女不仅未能给父母带来多大的帮助与支持,反而带来了许多麻烦与烦恼,但胡万增夫妇从未放弃对儿女的细心养育和照顾,反而疼爱备至。这些动人的影像足以令人心怀敬畏、倍感人性温暖。胡万增感慨道:“日子还得过,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拥有普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胡万增正是鲁迅先生笔下所写的“脊梁式”人物,不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荜路蓝楼,依然积极乐观、顽强向上。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纪录片《苹果树下》对当下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引领效应和示范作用,因为优秀的文艺作品足以涤荡灵魂,引起思想共鸣,足以向世界彰显民族精神内涵和文化品质。

纪录片通过讲述胡万增夫妇抚育一双精神不健全儿女的艰难困苦,展现了他们面对困境依然在绝望中心生希望,乐观向上,顽强拼搏,体现出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无疑对当下社会发展起到了净化作用和引领效应。

三、冷峻与热情融合展现了纪录者与被纪录者的生命
从中国传统诗词来看,不论是诗人李绅的《悯农二首》,还是白居易的《观刈麦》《卖炭翁》、苏轼的《吴中田妇叹》、范大成的《催租行》等作品,创作通常以“怜悯”的态度作为切入视角,描写农民劳作的艰苦、生活的贫穷,无论哪一条都是先“恶化”。在这样的语境下,纪录片《苹果树下》并没有陷入以往题材的泥淖与怪圈,而是新意迭现,另辟蹊径,除了必要的客观描写,并没有停留在“苦”字上做文章,而是着重刻画了因为“苦”而迸发出来的那股顽强的生存毅力。以近乎“冷峻”平视、平实的创作态度,以“直接电影”客观记录的方式,力求一种中立的姿态,抑或“零视点”的视角,让被记录者的生活与生命自己开口说话,以含蓄隽永的音乐舒缓节点,淡化悲剧意识和氛围,精巧地将果农“艰难困苦”的生存困境以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呈现。因此,纪录片《苹果树下》在其创作收获上颇值得细味咀嚼。

从创作模式上看,纪录片创作者自觉地采用了“直接电影”的拍摄理念,指导自己的创作。所谓“直接电影”即指“纯粹纪录客观生活,不干涉事件的发展,尽量保持事物发展的原生态,通过不间断的生活流程的纪录,提供一个开放式、多义性的文本空间。”[2]从整体上来看,纪录片《苹果树下》均以实拍实录的影像和声音作为基本元素来呈现,对自然环境和宏观背景的交代多用固定机位的摇镜头展现大全景和远景,从而最大限度地再现了生活的原生态和多义性。在前期拍摄和后期编辑中,尽量靠生活自己的逻辑向前发展,避免人为的干涉。在拍摄过程中,拍摄团队近距离跟踪拍摄胡万增一家近一年时间,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最终消除了被拍摄者对创作者和摄像机的陌生感与恐惧感,使主人公一家能够在镜头前真实、从容地展现他们本来的生活状态,最终构成的每个镜头相对完整。尤其是片中许多画面都是人物自然出镜与入镜,如王玉芳带胡爽外出治病,胡强执意跟随那一段,胡爽自己突然闯进镜头并挥手,这是之前并没有预设和导演的,但却显得非常真实与自然。后期编辑中,创作者为了减少主观倾向,成为一个隐藏的或者是缺席的叙事者,让全片的叙事完全以人物和情节自己说话为立足点,采用隐喻式的手法让观众自发思考问题,这点显得非常大胆和特别。可以说“直接电影”极大地增添了纪录片文本主题的深邃与艺术魅力,也充分体现了创作理念的独特及特有的美学追求。

从拍摄视角上看,纪录片创作者采用了平视、平实的创作视角。这种视角与其说是一种手法,不如说是一种创作态度。这种拍摄视角,既让整部片子不露锋芒、质朴如尘,也让人物言语和解说词显得温润敦厚、朴实无华。平视意味着平等,这也是创作者的一种态度。编导并没有站在俯视角度看待周围的一切,而是以平视的创作态度,与被拍摄者建立了一种信任,在平等交流的氛围中,让人物自己开口说话。如王玉芳打电话问胡万增需要吃什么,胡万增说:“反正我现在缺少点啤酒,你要拿就拿两瓶啤酒上来就行。”当拍摄者问他最想做的事情时,胡万增说:“洗个澡,喝点小酒,睡个小觉多好。”这些质朴的语言就是创作者在拍摄之初就确立平视交流的视角,既没有刻意的包装与斧凿的痕迹,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和主观表达,而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流露,一种事实性的呈现。同样,解说词也显得很平实,平实意味着贴近生活,语言不华丽,但又让人感到很有韵味。片子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旱季来临之际,苹果树需要大量浇水,只要胡万增在山上浇水,王玉芳就要给抽水机加水加油。到了午饭时间,王玉芳准备给山上的胡万增做韭菜盒子,一边做饭,一边需要跑出去照看抽水机,趁儿女吃饭,王玉芳又来到抽水机旁查看,一天当中她不知道要来回奔波多少趟。”这些解说词并非抒情性和议论性的言语,更多是客观性和叙述性的陈述,因而显得一切都是那么真实与客观。可以说,正是这种平视、平实的创作态度,既让人们感受到胡万增夫妇生存境遇的艰难困苦,同时体现了创作者深沉而厚重的人文关怀。

从艺术特色上看,创作者采用含蓄隽永的音乐舒缓节点和转场,冲淡了悲剧意识和氛围,体现了创作者一种综合性美学的追求。就题材上而言,胡万增夫妇的故事,不论是苹果种植,还是抚育儿女,都具有消极性的一面,在这样情境下,创作者就需要积极性做好引导,否则会给社会带来负面性的影响。“音乐作为文本解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力地渲染了环境,而且也能够细致、生动地展现人物的心理。”[3]创作者通过对音乐和文本进行融合,淡化了悲剧意识和氛围,展现了农民积极进取、乐观向上、坚忍不拔的精神。根据格雷马斯“角色模式”理论,从苹果种植“助手”来看,在稀花、稀果、摘袋、套袋、采摘等关键节点上,画面中的音乐采用铜管乐器低沉声,使气氛越发显得急促;在面临干旱、冰雹、大风的“对头”上,管弦乐的演奏犹如急促的警报声,将整个纪录片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以此调动观众的情绪,最终完成作品的主题表现。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以《女人花》为基调的主题音乐运用给人振奋、激越之余,又融入了抚育儿女的苦恼与酸楚,感伤而又忧郁的音乐正是王玉芳抚育儿女心理的真实写照,给观众一种心灵上的震颤与共鸣。可以说,音乐在片中如同一个参与者,有时和动人的画面一起影响着观众的心绪,有时推动情节的发展,又在某些时刻表达着创作者的观点,音乐与画面、解说有机地融为一体,共同完成了导演的创作意图。这种音乐的融合既让胡万增夫妇的艰难与困苦得以巧妙化解,也充分体现了创作主体理性思维的渗透和情感的关照,同时也流露出创作主体的情感倾向和价值观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主体‘介入’得越深刻,纪录片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认知价值就越大”[4]。

纪录片在叙事手法上采用“直接电影”模式,客观真实地记录了果农们生活的原生态,体现了创作者对创作理念以及所特有的美学的追求;运用平视、平视的创作态度,再现了果农的生存困境,承载了创作者深沉而厚重的人文关怀;含蓄隽永的音乐舒缓节点,既体现了创作主体理性思维的渗透和情感的关照,也流露出创作者主体情感倾向和价值观趋向。由此可见,纪录片《苹果树下》对当下农村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

纪录片《苹果树下》凭借冷静客观的纪实镜头语言,以农事生产为主线、家庭生活为副线,在悬念与惊奇叙事中记录了苹果种植的艰难,道出农民种植苹果的万般不易。在绝望与关爱交织中讲述了儿女抚育的困苦,展现了农民的艰难生存境遇,而他们持之以恒、乐观向上的精神则体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文化品格,足以令人精神震颤且心旷神怡。在冷峻与热情交融中展现纪录者与被纪录者的生命,这既巧妙地化解了胡万增夫妇生存境遇的悲剧元素,同时也将这种“艰难困苦”得以艺术化呈现,渗透着创作主体情感思维和价值观趋向。

参考文献
[1]李汝建.真实的生活,远比想象更精彩:纪录片《苹果树下》创作谈[J].当代电视,2017(1):38-39.

[2]黎小锋.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89.

[3]张凤铸,胡妙德,关玲.中国当代广播电视文艺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104.

[4]陈国钦.纪录片解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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