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 口述历史纪录片在参与历史意识表达与关照现实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新的特点。随着叙事者对历史微观解构形式的发展, 对纪录片叙事而言, 确定叙事视角的核心是创作者选择从谁的角度去观察和叙述历史事件, 事件无论何时被描述, 总要从一定的“视觉”范围内描述出来。要挑选一个观察点, 即看事情的一定方式、一定角度, 在新历史主义视角下, 历史其本体并非作为文本存在, 而是受众通过文本去探寻历史意义。抗战纪录片作为口述历史纪录片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纪录片多次涉猎的体裁领域, 在不同历史语境下镌刻了不同的文化印迹、政治印迹与社会群体记忆建构, 其在创作中历史意识的表达与风格化叙事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视觉”范围的原则。 一、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文本观与话语建构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文本是一种“文化文本间性”存在, 作为文本的历史是符号性的而非实在性的, 是差异性的而非同一性的, 是支离破碎的而非整体性的。这等于是用文化或文学“符码”去取代更基本的政治、社会、性别等“符码”。作为叙史文本的一种, 纪录片只是再现历史的一种碎片组成部分, 它所起到的作用和其他类别的叙史文本相互呼应和对照, 对历史进行叙述与重现。口述历史纪录片作为影像形态的文本载体和历史文本一样都是意识形态的载体, 也是政治话语的一种。《一寸山河一寸血》拍摄于1997年, 跟卢沟桥事变距离整整60个年头。如果对《一寸山河一寸血》用画框连缀起来进行时空审视, 影片故事时间从1931年江桥抗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 是一段漫长的民族血泪史。基于口述历史纪录片具有微政治属性和纪实特性, 其在创作和创作过程中的主体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对叙事有巨大的影响。“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 话语还‘构成’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 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一寸山河一寸血》在政治话语构建中既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情感与民族认同, 又真实客观地反映和认可了国共两党在抗战期间做出的牺牲和努力。纪录片中通过史料文件展示与场景再现等方式让观众深刻感受到历史的厚重, 片中还揭示了当时国内的政治格局与国民高涨的抗战情绪, 突出共赴国难这一主题, 也满足现今两岸同胞对历史的深刻且热切的诉求。 二、镜头语言与细节展现的历史理性 历史理性, 是指理性地看待历史, 不因种族、国界、社会制度等限制对历史客观理性的判断, 而应看到历史带来的两面性和客观的推动作用。编导大量真实采用的历史镜头, 对抗战将士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的奔走行动, 作长距离的前后跟拍, 既完整地展现出极具真实感的空间布景, 又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抗战的艰苦卓绝与民族意志, 使着重点高度集中。纪录片里多处可见表现主义的大反差布光, 以及往今当事地的画面强烈对比。在剪接手法上, 常常有意反常规而行, 作动接静或静接动式的跳跃式组接, 对比强烈, 不乏令人色变的战场残酷的冲击震撼;镜语的又准又狠, 再加上音响突然地闯入, 凌厉逼人。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战斗的全面过程, 纪录片还采用了大量地图示意与虚拟画面表述。 纪录片中表现淞沪战役之残酷, 从当事人的言语之间可见一斑。“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 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 一个旅管两个团, 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 后来他们都牺牲了。”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与老兵一样, 都是耄耋老人, 回忆往事, 两位老人泣不成声。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回忆, 他们一个师1.5万人左右, 到最后, 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们的部队, 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地投入战场, 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 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的冯玉祥的一段话。 三、新历史主义下历史叙述的微观视角 2000年以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电视媒介的影响扩大, 越来越多的抗战历史影像并不拘泥于电视剧、电影等艺术形式, 电视纪录片作为重现历史的优秀载体更加频繁地出现。而抗战类的口述历史纪录片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发生了重大转变, 新出现的作品大多从过往宏观叙述历史与官方话语的制约, 转向关注个体的微观历史叙述, 迎合了受众对历史真相的探寻与思考。 《一寸山河一寸血》拍摄过程历经10年, 采访见证人800人, 其中不乏抗战亲历者, 包括幸存老兵、文艺工作者、普通老百姓以及张学良亲自口述, 这些亲历者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 如国民政府的政策转变、滇缅运输线的修建还有日军侵华罪行。而且当时接受采访的历史见证者大多已是人生暮年, 这段口述更显得弥足珍贵。福柯认为, “我们应透过论述去还原历史, 而该种论述, 是根据当时的时间、地点、观念建构的。换句话说, 历史并不是对史实单一的记载, 亦并不是对于过去事件的单纯纪录”。《一寸山河一寸血》作为多次再版完善后在央视播出的抗战纪录片, 与最近几年新出现的如《我的抗战》、《东方主战场》等代表性的采用口述历史的手法呈现的纪录片竟然不约而同地舍弃了宏观叙述与官方话语, 从讨论两党矛盾、敌后与正面战场的主次等问题上转向关注个体, 从微观视角展开记忆建构和叙述。以《一寸山河一寸血》为代表的口述历史抗战纪录片对于“视觉”范围的界定与表现对于国内抗战纪录片创作者或许有借鉴、启迪作用。 四、民族理念与思想价值的多元化呈现 一部抗战纪录片的意义升华集中体现在是否符合民族理念下的真实再现与客观描述,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第一个在台湾完整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并且正面表现中共敌后战场的抗战纪录片。两蒋时代, 在政治意识的强暴之下, 台湾除了几部歌功颂德的官方宣传片外, 从来就不曾有过一套翔实、公正和比较完整的纪录片, 而《一寸山河一寸血》改变了台湾抗战纪录片一味丑化和歪曲共产党形象、一味歌颂国民党功绩的纪录风格, 正视了历史, 揭露了真相。“历史和叙事的表现总是受到表现的传统的限制, 这些表现就是在传统中进行, 它描绘了一个文本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历史事实, 历史呈现, 史学意识形态都是不可或缺的成分。” 《一寸山河一寸血》作为过去并未公开播放的抗战纪录片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年份由中央电视台引进并播出具有更深层次的思想价值。一、对顽强作战、英勇抗争的人民致敬。《一寸山河一寸血》中, 叙述国共两党合作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管是正面战场上国军的殊死抵抗, 还是敌后战场共产党展开的游击反击, 都体现了中国军民英勇无畏、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其中描述战时广播宣传工作和文艺工作者生活用了整整一集, 抗敌演剧宣传队进行巡演进入乡下打入民间, 在没有交通工具和经济支撑的情况下, 坚持文艺工作。还有大量篇幅讲述战争时期那些无私奉献的百姓, 如收养烈士遗孤的妇女, 婚后送丈夫上战场的妻子等。这些事件颇具感染力, 极易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二、铭记血泪交织的抗战历史, 强调伟大抗战精神。《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部队等的叙述更为客观真实, 结合亲历者口述, 受众再次经历了一次集体化创伤记忆。中华民族是个温和的民族, 中国是个主张和平的国家, 但这并不代表历史可以轻易抹灭, 对于国家、民族经历的悲壮历史, 我们更应当铭记, 这成为民族的道德义务, 具有深刻的规范意义。 五、结语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越来越多的抗战题材的口述历史纪录片也在集体记忆建构与历史理性表达中层出不穷。新媒体时代下, 两岸同胞也通过多种信息渠道相互表达民族情感。但在国民党败选后, 两岸关系再次陷入不明朗的境况, 所以在地缘政治与国际霸权主义的影响下, 抗战纪录片创作与历史叙述更应注重几种呈现方式: 一是在官方拍摄国家层面阐述的“影像抗日战争史”, 多采用微观个人视角与宏观叙述相融合的方法, 结合“历史语境”下事件的选择感染受众, 达到民族、国家的情感认同, 如《大抗战》中淞沪会战的剧集中, 上海小女孩冒着炮火硝烟向四行仓库守军赠送国旗这一事件就极易感染受众、调动情绪, 如果对于微观叙述与个人视角的把握更加独到, 其实质上是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事与集体记忆建构的。 二是淡化政论化叙事风格, 配合新媒体视觉再现赋权与技术利用更能与社会传播效果产生呼应。例如, 腾讯网自制纪录片《丈量》中90后新晋人气小花旦余心恬作为“领路人”, 用脚步丈量河北白洋淀、冉庄地道战以及平型关等抗战根据地遗址。网络自制抗战纪录片的出现, 不仅表达出“90后”群体对历史记忆的探寻与社会代际接触, 也通过“丈量”等新颖的方式赋予年轻人与民众各阶层建构历史记忆的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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