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话语框架及其国家形象的建构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刘忠波孙睿南开大学2020-2-4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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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基本内涵与发展状况何谓“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及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的简称。“一 ...

一、“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基本内涵与发展状况

何谓“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及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的简称。“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主要是指2013年以来，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主线而拍摄、制作的相关内容的纪录片，包括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方省部委、与中国相关机构合作的境外媒体、地方电视台以及民营制作机构等不同层级、类别的拍摄主体的作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发展势头迅猛，数量不断增长，并且热度一直较高，也成为近年来纪录片创作者纷纷涉足的拍摄领域。

“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对于围绕“一带一路”倡议而展开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传递具有深刻意义。在“一带一路”宣传主线下，相关纪录片在题材、内容、取材范围及制播平台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特点。“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类型多样、内容丰富。从类型上讲，“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包括了政论宣教类、历史人文类和社会现实类等多个类别，更多作品并不拘泥于单一类型，多采用形态交融的形式。根据“一带一路”主题在纪录片中的显示度，可分为单一型与综合型两类。单一型纪录片以“一带一路”为唯一主线，并围绕这一主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层面展开论述，全面呈现我国及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切实变化，各集看似联系却又相互独立，较为注重完整呈现“一带一路”倡议内容，如《一带一路》（2016）、《丝绸之路经济带》（2017）等。而综合型纪录片在呈现“一带一路”倡议时往往更为多元、丰富而具体，展现因“一带一路”倡议而产生的不同理解角度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内涵，甚至是某一个故事、某一段传奇或者某一个人物，主题选择上更为灵活而自由，如《金城兰州》（2016）、《“一带一路”上的智者》（2019）等。

具体来讲，“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本身就具有时间与地缘的双重跨度，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如《对话龟兹》（2013）、《敦煌伎乐天》（2013）、《河西走廊》（2015）等，展现了“一带一路”区域的历史风物变迁；《这里是新疆》（2015）、《草原新丝路》（2017）以区域为核心，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历史风貌和现实发展；有的以丝路沿线的民族手艺及地方美食为切入点，如《锦绣记》（2016）、《面面大观·丝绸之路上的面食》（2017）；也有关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社会发展议题的《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2013）、《对望，丝路新旅程》（2015）、《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7）；更多的“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则具有整体性和涵盖性，以“一带一路”线路作为拍摄线索，展现沿线国家或区域的地理风貌，以及当地的人文、自然等内涵，从普通人的故事和当下社会现实中发掘“一带一路”的深层意义，如《奇域，探秘新丝路》（2016）、《海上丝绸之路》（2016）、《一个美国制片人眼中的海上丝绸之路》（2018）等。

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国内也创作了《丝绸之路》（1980）、《敦煌之恋》（1985）、《海上丝绸之路》（1985）、《新丝绸之路》（2006）、《大唐西游记》（2007）、《丝绸之路上的美食》（2010）、《东方见闻录》（2011）、《玄奘之路》（2011）、《中国西部探秘：永远的丝路》（2011）等具有“丝绸之路”“欧亚大陆交流”诸元素的历史人文题材纪录片，但是这些纪录片并非以“一带一路”为内涵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为目标，也不是“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衍生的纪录片作品，因此并未将这些纪录片涵盖到本文所讨论的“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之中。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投资、需求与政策”1是纪录片产业发展的动力因素，“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正成为纪录片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和“催化剂”。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为纪录片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越来越多纪录片创作主体开始涉足拍摄，也使得该类作品的制作机构规模加大，性质愈发多元，形成了各地政府扶持、各级官方媒体牵头、民营创作力量广泛参与、国内外开放合作的格局。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为纪录片带来丰富展播平台。一是增开了大批网站专题平台。如“中国‘一带一路’网”、新华网下属网站“新华丝路”及央视网“纪录片带你了解‘一带一路’”板块等，这些网站或是专门呈现“一带一路”纪录片作品，或是在视频板块中展现纪录片案例的专业性网站，拓宽了传统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为受众提供了对于“一带一路”更专业详实的解读。二是衍生出了大批“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内外电视、电影节展和评奖单元。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国际电影节、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都曾设立“一带一路”作品展映单元；中国还与加拿大、非洲等沿线国家创办了中加国际电影节、中非国际电影节等；2014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创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活动，构建展示交流平台。“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带动了产业发展条件的完善，传播渠道的扩展，也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优化与升级。

二、“五通发展”话语框架及其实践

“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是宣传“一带一路”倡议的载体，要实现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的目标。“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基本是在国家政治的引导下进行创作，话语建构上与国家政治意图同步，内容设计上关注“一带一路”宣传中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在此前提下寻求作品的艺术表达空间。“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在国家宣传政策的引领和规范下，逐渐内化形成了具有共性的内容架构与主题指向，“一带一路”话语框架的形成过程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语框架设置和干预的结果。“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具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合作蓝图，涉及了东亚、西亚、南亚、中亚及中东欧等在内的共65个国家和地区，重点涉及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五个方面，形成了由点及面的“五通发展”话语模式。因此，“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形成了政策沟通框架、设施联通框架、贸易畅通框架、资金融通框架、民心相通框架的五大核心话语框架，即统称为“五通发展”的话语框架。“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正是通过“五通发展”话语框架实现内容和主题上建构，完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传播活动。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也是“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所要传达的核心内容之一。政策沟通框架是指“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项目成果和深远意义做出详细解读，完成“一带一路”倡议政策宣传和推广的意图。例如，“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常常直接阐述“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大国外交》第五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进行讲述，主要展现了中国人民为“一带一路”实现从理论设想到创新实践做出的努力，重视对政策意义的解读；在《一带一路》第一集“共同命运”中，开篇就呈现了国家领导人造访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时的画面，开门见山地交待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

设施通联框架是最常见的话语框架之一，指在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打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与能源要道，促进沿线国家的平衡发展。由于设施通联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丰富成果的领域，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切实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者的使命与担当。《一带一路》开篇就直接借人物第一人称说：“这里充满着创业的机会，它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财富。我相信很快将看到穿行的火车，我也将用它旅行，我们的明天会更好。”《对望：丝路新旅程》第一集《险峻的国际公路》记录了我国工人修建连接中国西部与巴基斯坦的喀喇昆仑公路的过程；《一带一路》在《互通之路》一集中讲述了中国企业为吉尔吉斯斯坦援建铁路、为塔吉克斯坦修筑公路的故事；《丝绸之路经济带》从回顾1966年中巴两国合修公路的友谊开始，讲述了“一带一路”倡议指引下中国企业在海外修建第一条高铁的故事。设施通联话语框能够展现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设施联通领域做出的努力，大国形象的责任担当也能够清晰地展现。

贸易畅通框架是指在多国合作下的经贸交往中，“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乃至世界各国打造了出一个良好的贸易合作平台。“一带一路”题材纪录往往以贸易畅通框架采用较大的篇幅呈现各国在“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扶持下的贸易结构变化。在石油贸易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借哈萨克斯坦总统之口肯定了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两国合作的巨大贡献；在国际贸易平台方面，《一带一路》借助图表、三维动画等多种可视化表现形式，展现了广州港在政策推动下对外合作的崭新活力；在电商和物流层面，《对望：丝路新旅程》展示了重庆为代表的部分城市善于利用“一带一路”带来的区域间贸易优势，为小型电子商务发展带来促进的良性机制。

资金融通框架主要是通过表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货币和金融层面的合作，表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各国甚至是全球金融领域的影响。资金融通框架往往选择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入手，呈现出“资金融通”带来的深刻变化。首先从宏观层面上，作品着重从国际间合作与组织建设来谈，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创作者从曾参与亚洲开发银行筹建的研究者对未来经济的期待，讲到巴基斯坦央行行长在认识到本国基础设施差距时的无奈，一步步证明了“资金互联互通”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由亚投行正式成立切入，“这是一个注定要改写历史的日子”“将有效增加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等解说直接点明了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经济带来的变革。在微观层面，资金融通框架善于发掘金融联通带给普通人生活中的便利，以此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适性与全球性。比如，在《一带一路》的《金融互联》一集中，在巴基斯坦的各个城市，使用中国银联卡都可以便捷快速地完成结账，金融上的彼此互通，促进了贸易的更加繁荣。

民心相通框架主要是借助于传承丝绸之路背后的友好交流精神，以历史、文化上的相同认知和情感来发掘出沿线不同国家和种族间的共同命脉。民心相通框架就是要挖掘因古丝绸之路结缘而形成的国家间交流的传统和历史，赋予不同国家、民族的“共同体”身份的价值和意义。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不同的政治背景、利益格局与文化传统，使得部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沟通并不充分。民心建设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实施的根基，尤其在以“一带一路”人文型纪录片作品中，注重挖掘沿线国家间的“命运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等内涵。《对望：丝路新旅程》第一集《险峻的国际公路》就记录了我国工人修建喀喇昆仑公路的故事。虽地理环境险恶，这一地段却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和连接“一带一路”邻国的重要枢纽。同样，《面面大观·丝绸之路上的面食》注重寻求不同国家在“文化共同体”层面的意义，以丝绸之路沿线风光为依托，以各地风土人情为背景，以沿线地区均“以面为主”的饮食文化作为共性，借以发掘西安、合阳、哈萨克斯坦及欧洲等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并与丝路文化相容，展现出创作者的独具匠心和对作品“民心建设”层面的关注。

“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内容选择较为丰富，但是在选题热度持续走高的趋势下，各种具有可塑价值的选题一直被消耗性地生产。在“五通发展”话语框架的限定下，部分“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产生了同质化的现象，比如说主题编排、结构设计和对象选择的相似性较高。“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以传播国家顶层倡议精神为目的，宣传“一带一路”倡议内涵，在实现这一意图的过程中很多作品大多采用先交待背景，引出政策内涵，并适量穿插故事，继而借用“五通发展”话语框架总结主题的套路化模式，影响了“一带一路”主题的表达效果和政治传播的力度，给观众带来审美疲劳。比如，《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开篇都交待了“一带一路”倡议被首次提出的场景，两部作品内容较容易混淆。不仅是内容，题目同质化严重，缺乏辨识度。围绕“海上丝绸之路”而拍摄的《海上丝绸之路》（2016）、《穿越海上丝绸之路》（2017）、《海上新丝路》（2014）、《共赢海上丝路》（2016），多部作品不论从播出年份、制作机构还是作品内容角度均有所不同，但作品名称辨识度和区分度较低。“五通发展”话语框架为“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内容架构和主题指向，能够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得到较为清晰地表达和宣传，但是需要在国家政治所限定的话语框架中，寻找更为有活力的叙事内容和表达形式。

三、“五通发展”话语框架下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在“五通发展”的话语框架下，“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衍生出了诸多带有政治传播意义的共性表达，这些共性内容进一步凝结为可脱离单一作品存在的、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国家形象，传递出中国国家形象的独特性与深刻性，深化了“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基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传播活动。在此部分选取了“高铁”“文化遗产”及“和”文化作为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进行分析。应该说，“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藉由故事、影像和解说词等逐渐挖掘出了代表本国历史、政治及文化核心的国家形象内涵，并生产承载中国内涵的国家形象话语，也为“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实践经验。

“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表现中国对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层面的建设，其中主要以“高铁”援建活动为代表。中国先后合作援建了蒙内铁路、雅万高铁、老挝铁路及土耳其铁路等诸多线路，以专业的技术、稳定的运行能力和强大的资金支持为沿线国家带来益处，逐渐成为代表“一带一路”设施通联建设中的国家形象符号。“中国高铁”包含着多重国家形象内涵，一方面，高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被赋予了“先进技术、合作共享”的意义表达。另一方面，中国高铁建设成就带来国内外关注度和美誉度，“高铁”一跃成为中国新的“外交名片”2，中国政府领导人“推广中国高铁技术，体现出中国将高铁合作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高铁已成为塑造中国大国形象的外交名片。”3除此之外，中国对外的高铁援建活动中所体现的“包容”“合作”和“共享”精神也是对国家意志和“一带一路”精神内核的体现，诠释了“五通发展”话语框架的内涵。“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常常涉及“高铁”话语叙事，讲述中国帮扶沿线国家修建高铁的故事，表达设施通联为世界带来的积极影响。例如，《一带一路》在第二集讲述了中国为土耳其修筑铁路的故事。从一个普通乘客入手，体验了伊斯坦布尔到安卡拉段线路铁路系统的便捷与安全，反衬出中国为之修筑最艰难一段里程时攻坚克难的智慧与技术。高铁的建成优化了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也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在各国间产生持续的深远影响。“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高频次的“高铁”话语叙事背后是中国充当着改变他国社会发展结构的助推者角色，具有大国担当与使命感的中国形象的建构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图。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及沿线国家的政治沟通和经贸往来提供机遇，也为彼此的文化交流提供广阔平台，并且坚持和谐包容，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文化遗产”作为主题、内容和素材广泛出现在“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中，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的鲜明标志和精神力量。“文化遗产”按照形式为标准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文物、建筑和绘画等为代表的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另一类则是以实践、表演及知识体系等为代表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对两类文化的呈现均有涉及，比如，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展现我国古代丝织技艺的《锦绣记》、记录丝路沿线面食文化的《面面大观·丝绸之路上的面食》、展现莫高窟古代音乐舞蹈文化的《敦煌伎乐天》等，涉及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对话龟兹》《海丝寻梦路》等。《敦煌伎乐天》深入挖掘了敦煌莫高窟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历史，从壁画上记录的舞姿和信息入手，追溯了敦煌舞蹈的前世今生，并以在全球上演多年的敦煌舞剧《丝路花雨》作为影片收尾，展现出敦煌舞蹈的精湛之美和以其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耀眼夺目。全片遵循“传承”和“传播”两个关键点，以壁画为媒介对敦煌舞蹈历史进行发掘，又借助《丝路花雨》在国外演出的实例连接东西方，也是以一种便于传播和接受的方式向世界展现文化遗产的强大生命力。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主导者和倡议者，国家的文化遗产蕴含着包容、共享与传承精神，所体现出的普泛性与概括性是对中华文化形象的独特表达，不仅成为培养民族自信的载体，也展示出了主导国和倡议国的国家精神力量。

“和”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的话题，“和文化”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谓“和”，是事物间相对平衡的状态，蕴含着“‘和’为贵的价值导向、‘和而不同’的动力机制、‘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价值内核及共建原则存在契合点4。“一带一路”纪录片之所以能够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与阶级的人或元素聚合到一起，正是对共性元素的发掘和对人们对“和”文化的情感诉求为依托。在《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第一集中，合作共享、开拓进取是主人公们共同追寻的道路：昭苏马场场长乔春江为了完成从养马人到赛马手的转变，踏上了追求胜利的道路；阿巴基罗夫作为吉尔吉斯的创业新秀，正在为开办企业寻找出路；只身来到意大利的金晓青，凭借勤劳开起了一家服装厂。在《奇域·探秘新丝路》第十一集中，讲述了中国姐妹花异国开驿站的独特经历，在同样互相诚信的商家们配合之下，姐妹顺利开展了买卖。以解说词“诚信，不论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里都是共同的交往根基”点明了即便在跨文化背景中，“和”文化也一直是各国价值观在交往活动中的契合点。诚信文化是作为共同体身份存在的各国人民共有的精神内核，也是“和”文化的具体体现。通过对“和”文化的展现，“和”文化成为“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及相关政策所要强调国家间的共通价值，将其塑造成为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价值内涵之一。

四、“五通发展”话语框架下国家形象的接受与传播

整体而言，“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基本上都能够以“去意识形态”的方式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在“五通发展”话语框架下没有一味以刻板而直白的方式阐释政策，不强调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主导性，力图增强客观与理性的色彩，采取易于传播的内容编排和表达技巧，最大程度地提升审美内涵。从创作方法上，以宏大和微观叙事方式相结合，将“大战略”寓于“小故事”，最大程度地克制了解说词的直接宣教。例如，《一带一路》横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以平民化视角记录了包括铁路工人、码头桥吊司机、新疆某镇供电所所长在内的国内外六十多个普通人和“一带一路”的故事，以主人公的贴近性、记录手法的真实感带来情感上共鸣，以不同国家的平民化故事完成政治传播活动的国际化表达。

但在内容层面上，“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多驻足于回首过去、现实政策推行结果和蓝图规划，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涉及不多。“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不只有成绩和认可，也有失败和排斥，“五通发展”话语框架是一种正面宣传框架，侧重将国家构想作为贯穿作品的线索和内容阐释，往往缺少思辨性和问题针对性，这使得“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借助于正面的故事讲述“一带一路”建设成绩，回避“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障碍，“一带一路”话语缺少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过程。若“一带一路”话语能够包含一些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反而能强化政治传播效果。

“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需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涵，有鲜明的政治宣传功能，即便是讲述“一带一路”倡议主题故事，也无法回避其若隐若现的宣传腔调，部分作品政治传播意图明显。尤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沿线国家众多，各国各地区在种族、习俗和文化背景上有所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解读方式存在差异，“一带一路”话语不得面临“中国威胁论”“文化霸权”等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基于主体意识的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往往受到“对抗式解读”。为了应对这一情形，“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往往利用“一带一路”轨迹中的“意见领袖”作为跨国传播纽带，协助主题与价值观的宣传。其中，政要、专家学者和留学生是国际政治传播的重点对象，能够提升人们对倡议的正确性认知。政要是具有话语权的关键人物，他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和解读，往往代表了“一带一路”建设在所在国发展的可能，同时又是社会舆论中具有影响力的引导者。专家学者是在某一行业或学科有较高造诣和影响力的专业人士，有较丰富的知识储备，是深度的信息库，在分析问题时能够运用理性全面而深刻的剖析，往往较易使人信服，同时，国外在华留学生是“一带一路”倡议直接的接受者，也是最先体会到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国外群体，有助于打通“一带一路”交流传播的壁垒。“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常见的采访活动是借政要、专家学者和留学生之口肯定“一带一路”纪录片的积极影响。

“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作品除了题材上愈加多元，在拍摄、制作方面也渐渐具备了多国别、多地区和全球化的特征。由于“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内容，而“辐射多国”正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之一，“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大量采用跨国取材的制作方式。跨国取材不仅可以展现沿线各国的风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多样样本印证“一带一路”倡议的合理性与发展前景，有助于消除国外受众对作品的接受隔阂。例如，《对望·丝路新旅程》是一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创作题材的中外合拍纪录片，中方、国家地理频道方与新加坡创作方共同走访了中国境内、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等欧亚大陆的七个国家，以全球化视角全面展现“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深刻变化，并在之后的传播平台选择上选取了所在拍摄地的主流频道展映，充分体现出“取景区域”到“传播区域”相匹配的“多重接近性”的智慧。同时，以跨国取景的拍摄方式讲述该倡议带给国外的变化，大量采访他国学者政要，以“跨国”元素平衡作品“中国”内容，不一味以中国为叙事中心，以“去中心化”的策略拉近“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各国关系，强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体性和对各国带来发展机遇，也能够使得“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更加具有认可度和关注度。

从对外传播途径上讲，“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对外传播在平台构建、区域间合作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比如，与国外媒体及创作机构合拍作品、与国外政府搭建专业性合作平台、参与国际影视节展为“一带一路”作品谋求一席之地，但对外传播过程中仍面临种种阻碍，存在“影响力有限，后劲不足”等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面临的老问题。一方面，“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对外传播范围有限，多集中在土耳其、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东南亚、南亚、澳洲及俄罗斯地区。在欧洲、美洲等“一带一路”倡议辐射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力度明显不足。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外传播的平台影响力参差不齐，多为区域性媒体，能够在辐射全球的国际性媒体传播的作品较少，并且BBC等国际主流电视媒体对具有中国国家政治传播意图的作品存有芥蒂，往往需要进行素材加工，解说重新写作，削弱了作品的政治传播效果。

总之，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颁布与实施，以政策为背景、以沿线建设为内容、以“丝路”精神为核心的“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作品被赋予了创作活力和发展动力。“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引领国内外公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认识，成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内外宣传的有效形式，是国家“一带一路”政治传播活动重要载体之一。同时，“一带一路”纪录片的政治传播效果会受到包括作品内容、传播方式、受众特性以及社会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通过“五通发展”话语框架，“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展现了中国国家形象中“高铁”“文化遗产”及“和文化”多重内涵，然而，在当前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国情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传播环境，“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还需要在内容、产业平台与传播环节等方面下功夫，进而才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传播进程。

注释

1张国涛．中国纪录片产业发展模式与生态系统考察---兼论央视纪录频道的产业化实践[J]．现代传播，2014,(06):83-91．

2施张兵．新丝绸之路时期的中国高铁外交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71

3郭学堂．“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高铁外交[J]．唯实，2016(2):88．

4张静，马超．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中华“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J]．长白学刊，2018(1):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