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化叙事提升纪录片国际传播力——以《从〈中国〉到中国》为例

发布者: 小白兔| |原作者: 牛慧清中国传媒大学2020-2-13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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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进入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将走向社会化即非国家化，国际传播从国家（间）的传播转变为面向整个社会的社会化传播。也就是说社交媒体视域下的国际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是一种跨国性的人际传播。”1正是在 ...

“人类进入新媒体时代，国际传播将走向社会化即非国家化，国际传播从国家（间）的传播转变为面向整个社会的社会化传播。也就是说社交媒体视域下的国际传播实质上是一种人际传播，是一种跨国性的人际传播。”1正是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下，国际传播正日益走向个体（个人）化、微观化和人性化（个性化）。因而，国际传播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人性化。对国际传播而言，社会化转型实际上就是向人性化转型。

在全球新媒介生态的倒逼下，国际传播要从人际传播的视角切入，建构以人为本的叙事模式，真正实现纪录片国际传播的入脑、入心。而在人本化的叙事中，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好谁来讲故事、讲谁的故事和如何讲故事三个维度的问题。而纪录片《从〈中国〉到中国》无疑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一、谁来讲：由外国人担任寻访者和故事的讲述者，增强了目标受众国心理的贴近性

从新闻传播学中新闻价值的接近性来看，新闻事实与接受主体的各种“距离”关系，影响到新闻接受主体对新闻价值的认可程度，而这种“距离”既包括新闻事实与人们所在的地理空间关系，也包括与人们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距离关系。与地理空间上的接近性相比,心理上的接近性在新闻价值属性中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心理的接近性可以让远在不同地理空间的接受者对某一主题产生兴趣和共鸣。对于西方人而言，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国，远隔万水千山，空间距离并没有太多的接近性，所以要想拉近与这些接受者的距离，只能在心理上营造更多的接近性。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意大利、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四位纪录片大师不约而同地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下了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四部轰动世界的记录影像—《中国》（意大利）、《愚公移山》（法国）、《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美国）、《上海新风》（日本）。这些影像，不仅让世界得以观察中国，也为中国人回顾历史、回忆父辈祖辈，留下了宝贵的财富。40年过去了，与这四部纪录片有着各种渊源的四位国际友人重新踏上了寻访之旅，他们分别是来自于纪录片《中国》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家乡、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意大利的记者老高、出生在《愚公移山》导演伊文思的故乡荷兰的法国纪录片导演斯坦、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世界知名小提琴家艾斯克·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斯特恩、日本纪录片《上海新风》导演牛山纯一的儿子牛山也。

在国际传播学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信息发出者用一种文化符号进行编码，信息接收者则以另一种文化符号进行解码，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采用两种不同的码本，在两种文化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误解、误读是经常发生的。”2所以，为了尽可能缩减在跨文化传播中因为文化折扣带来的信息误读，《从〈中国〉到中国》剧组在选择拍摄对象时，采用了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故事。这种借对方身份来讲述中国故事可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样也可以使受众在他者视角中对中国40年以来发生的变迁产生更加准确的认知。

在这部纪录片中，导演让这四位西方人循着父辈或者前辈的足迹，以纪录片中的故事为主线，在寻访之旅中与40多年前的镜中场景人物发生关系。西方的面孔，使目标受众国观众对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同时他们观察现实的视角和寻访过程中的行为举止、思考问题和发问的模式，与目标国的受众有着高度的契合，接受者无须过度费力进行文化符号的解码，便可以实现导演意图的有效传播。

二、讲什么：巧借国际纪录大师与中国的故事，反映普通人物40年来的人生命运，让人物性格可感可知

近几年，国际传播的革命性改革在于话语系统的革新，在具体的对传播中，我国的媒介团体都在主动改变原有的强灌输的教条式宣传，积极寻找与目标国受众心理相贴近的亲近性文本。有效的传播不仅是让传播对象听到了传播内容，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听懂。中国40年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成就”和“重大事件”固然值得传播，但是这种“中国奇迹”对于外国人已然不陌生，他们更想知道于千千万万与自己一样普通的中国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让他们可感、可知、可触摸。在当下的全球传播中，一个个平凡小人物的个体命运更能够在跨文化传播中触达人心，串联各国民众的共同记忆。在和谐、分享、融洽的传播语境内，更利于实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所以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从〈中国〉到中国》多把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深入理解被拍摄者心情，抓住人物特征，突出细节，深入描绘性格，使人物深入人心，达到过目不忘的效果，由此也增强纪录片的传播力。

《中国》《愚公移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上海新风》这四部纪录片聚焦了各行各业的普通民众。他们简陋的着装、淳朴的笑容、昂扬的精神被定格在没有被摆拍的镜头里，向世界呈现出一个本真的中国。《从〈中国〉到中国》创作者重返前辈拍摄过的地方，去寻找影像中的人物，带着好奇和疑问来求证他们在中国这40年时代变迁中的个体命运。所以，村庄、幼儿园、饭店、社区、工厂、美发店、集市、牧场、杂剧厂、音乐厅等公共生活空间被再次重启，生活在这些场景中的普通人的故事也同时被记录和呈现。

在40年的光阴流转中，《从〈中国〉到中国》实现了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的跨越时空的相遇。同样是河南林州红旗渠边上的任村，在40年多前的村庄，孩子们见到安东尼奥尼等外国人多的是好奇、躲闪和惶恐，只敢躲到柱子后偷摸看几眼；而现在同样是任村，穿着鲜艳整洁的孩子们会主动上去与老高打招呼并和他礼貌告别。上海张家宅街道是牛山纯一的取景处。过去的阴暗潮湿的张家宅里弄如今已然成了高楼林立生活方便的国际丽都城社区。居民罗义刚家三代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有了更丰富的内容。时任三八号副船长的大鱼岛村的栾燕如今已成了鱿鱼场的负责人，真正延续着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精神传奇。伊文思镜头中的牧民马那甫，如今子孙满堂，居住在政府安排的定居点，对现在的生活颇为满足和陶醉，对未来充满信心。

普通人是中国40年伟大变革的见证者、参与者和缔造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的小故事可以从微观印证40年来中国传奇的伟大实践。正如导演所说的“普通人的脸上有着国家的荣光”。与此同时，这种接地气的纪录手法，还容易打通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让许多对中国还很陌生的西方人在这些普通人身上寻找到共情点，实现目标国受众观赏的深入参与。

三、如何讲：第一人称公开叙述者模式，增强观众的代入感，纪实性的写实影像彰显叙事的真实性

学者胡亚敏在其《叙事学》一书中提出，在叙事学上，根据叙述者出现的可被感知度，可以将叙事者分为缺席的叙述者、隐蔽的叙述者和公开的叙述者。实际上，缺席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叙述者可以被观众最低程度地感知，但不能完全不被察觉。创作者往往将叙述者的角色让位于文本的人物，达到在文本中隐蔽的效果。隐蔽叙述者如同光谱一样处在缺席叙述者和公开叙述者之间。它是一个过渡的概念，叙述者越被感知，越被靠近公开叙述者。当然叙述者越不被感知，越靠近缺席叙述者。

简单地说，公开叙事者就是在纪录片中能够明显感知到叙述者的存在，明显听到叙事者的声音。这样的叙述者往往以第一人称方式“我”和“我们”，并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叙述接受者说话。从叙述者来讲，可以实现叙述者表达的便捷和自由；从接受者来讲，这种叙述者的模式有较强的代入感，便于将观众带入叙述者的陈述中，与他们共同体验、共同抒发情感，实现叙述者和观众的共鸣。

在国际上，纪录片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与传统的强调“旁观纪录”式的电视纪实作品形成对照的是，许多纪录片放弃了让主持人“永远站在镜头背后”“永远活在画外音里”的传统模式，开始启用一种让“主持人参与纪录情节发展”的全新模式，将主持人的声音、形象，思考和情感融入到故事发展的脉络中，使主持人以一个逻辑更为合理、形象更为饱满的“寻找、聆听、讲述”的人物形象介入到了纪录片鲜活的故事中。五集纪录片《从〈中国〉到中国》以四位国际友人的第一人称叙述口吻“我”为叙事视角，以40年前的影像为寻访线索。他们不仅是寻访者，更是每一集纪录片的主持人；他们不仅进入镜头，而且成为承担观察、提问、评论的综合角色。他者的“我”视角可以在中外观众中引发共鸣，在不同的经历和回忆中激荡起相似的情感。

“过去的事，哪怕是一分钟的事，一分钟以前发生的事，都很难作为纪实的画面来处理，它已失去了事件行为动作的外在氛围和内在的动力，失去了鲜活性，向前的一分钟，乃至一段时间的生活是正在进行发生的事，是生活的自然流程，它包括可以预期的或者是突如其来的未知因素，未来的事情总是充满悬念和期待，是可以和观众一起探求，一起体验的真实时空”。3向未知取材除了使画面具有动态性、鲜活的特质以外，还使拍摄者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探索状态，使事物保持着摄像机闯入时的冲突，给人以紧张而又鲜活的感觉。

《从〈中国〉到中国》秉承纪实的创作理念，追求寻访相遇的第一瞬间的真实，影像创作者并没有刻意追求技术上的唯美。为了强化寻访者的存在，便于跟拍，片中大量使用手持拍摄，从影像质量上来看，大多数是未经“美颜”过的镜头，但是这些初看上去略显粗糙的镜头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魅力，刷新了对外传播视觉光鲜的审美认知，成为纪录片国际传播的一股清流。

在动态的寻访过程中，纪录片涉及的诸如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深圳等场景的飞速变化在流动的影像中一览无遗：原来阴暗潮湿的里弄如今变成了拥有30多层高楼的高档社区；低速行驶的绿皮火车变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铁；需要凭票证购买食物的市民如今可以在供应丰富的市场里自由选择等等。导演没有主动去呈现流光溢彩的这些场景，而是在寻访过程中不经意间自然带出，让观众在新旧对比中完成对影像意义的解读。

在新老影像一切一换的独特视觉表达中，影像的意义突破了一加一大于二的简单数字叠加，释放出启迪无限想象的文本意味，充分显示出岁月和时代的魔力，让人温暖、振奋、思进。

注释

1《人大新闻深研会第8期：技术变革与全球传播的关键问题》，https://www.sohu.com/a/245379394_661660,2018年8月5日。

2唐骏、张延利：关于“一带一路”题材纪录片的传播学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年第5期，第84-87页。

3朱羽君：《现代电视纪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